“有的。慶親王保他‘才堪繼任’。”
“雖然才堪繼任，無奈輿情不屬。”
“輿情不屬？”載灃笑笑，“是直隸紳士的意思。”
紳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張之洞不便細陳，隻說：
“不然！輿情不屬，而且會激出變故。”
“怕什麼！”載灃淡淡地說，“有兵在！”
張之洞像是腦前被搗了一拳，頓覺喉間有什麼東西上湧，而且自己微微聞見腥氣，口一張，一口鮮血吐在攝政王載灃麵前……
這段對話並非高陽憑空臆造，而有其翔實出處。張之洞的年譜有兩本，我未嚐見許同莘版，且以胡鈞版為例：呂海寰革職一節，恰如高陽所述；然而，高陽說慶親王薦徐世昌接任此職，胡鈞撰《張文襄公年譜》（台灣文海出版社，第282頁）卻說是載濤、載洵二貝勒薦唐紹儀（該版作“怡”）。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辦過京浦鐵路，唐紹儀曾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應以前者為是。年譜出錯了。
漢陽鐵廠，前臨漢江，後靠龜山，由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1893年建成投產，有大小十個分廠，是當時亞洲第一大鋼鐵聯合企業。圖為1894年7月13日張之洞視察漢陽鐵廠。
接下來，年譜記載了監國即攝政王載灃與張之洞的對話：
監國以問公，公曰：不可，輿情不屬。
（載灃）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
（張之洞）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載灃）曰：有兵在。
公（張之洞）退而歎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此後張之洞吐血的情節，當是高陽的虛構。按年譜，張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經此重大變故，其病加劇，此後連續請假。再過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終結。
話說回來，一句“有兵在”，為什麼令張之洞痛徹心扉、為之魂變？為什麼稱此為“亡國之言”？
張之洞臨終前夕，自我論定：“吾生平學術行十之四五，政術行十之五六，心術則大中至正。”隨後，命家人將“政術”改為“治術”。由此可見他最看重什麼。彼時民諺雲：端方有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無術”之說，倒小覷了張之洞。他有“巧宦熱中”的定評，從年輕之時狂言經營八表，到最終官居大學士，入值軍機處，位極人臣，如果無術，焉能走到這一步？而將“政術”改成“治術”，連一個字眼都這般慎之又慎，可知張之洞還是有一顆敬畏之心。
這正可以解釋，為什麼他與載灃對話，把“輿情”看得那麼重。他終究是一個講究治術的政治家，而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獨夫民賊。能重視輿情，說明此人心中還有對輿論與民意的顧忌；棄輿論與民意若敝屣，一句“有兵在”，擁兵自重，則直接訴諸軍政——如你所知，所有的政治製度當中，軍政永遠都是最壞的那一種。
“有兵在”不僅暴露了載灃的驕狂，還從側麵折射了他的顢頇：他可能並不清楚當時的軍事力量之分布，滿人早已不是鐵馬冰河悍然入關的滿人，八旗腐化如泥，綠營不堪大用，軍隊已經完全落在了袁世凱等漢人手中；而且，這些軍人裏麵，保大清者有多少，革命黨與立憲黨人的追隨者有多少，二年後，武昌城的槍聲一響，便見分曉。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載灃，他和他的同黨自絕於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離”，卻甘作孤臣孽子的張之洞。他病逝前夕，與載灃還有一段故事。年譜記曰：
王（載灃）至，謂公曰：“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公曰：“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王出，陳太傅（陳寶琛）入問曰：“監國之意若何？”公無他言，惟歎曰：“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張文襄公年譜》，第286-287頁）
辛亥革命：改革式的革命
張之洞死了，晚清改革的敗局開始倒計時了。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成立，改革的喪鍾正式敲響。至此，改革死了，“維新絕望，大陸將沉”。改革者及其同情者，尤其是地方的立憲派，轉過身便投向革命的陣營。
我們再來看托克維爾的名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毋庸置疑，晚清是一個壞政府，若它不改革，就不會有危險麼，不會爆發革命麼？顯然不是。它若墨守舊法，冥頑不化，壓根撐不到1911年。
開始改革，危機與希望共生。改革是解藥，不過，是藥三分毒。改好了，妙手回春，轉型成功，大清還是大清，千秋萬代，一統江湖。改不好，解藥變成了毒酒，酒入愁腸，五內俱焚。晚清改革，便是“改不好”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