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敗俱傷的結局，是“搖擺人”胡適必須吞咽的苦果。他循循善誘蔣介石的做法，往好了說，叫以身飼虎，往壞了說，則是與虎謀皮。餓虎一般的權力者，哪裏聽得進“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苦口良言，因為這兩樣東西，對它們都不重要。就像電影《讓子彈飛》的結尾，土匪對惡霸說，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沒有你，對我很重要。沒有胡適，沒有雷震和《自由中國》，對蔣介石很重要。
再重複一遍：容忍何時才比自由更重要，唯有在憲政製度之下，在自由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之下，才有對比的可能；在極權或威權語境之中，這毋寧是一個偽命題。沒有最起碼的自由，談論容忍實在是一種奢侈，就像乞丐幻想五星級賓館的滿漢全席，太監幻想與天上人間的花魁一親芳澤。假如不能引進周策縱所強調的抗議精神，把權力者關進憲政的鐵籠，習慣了張牙舞爪的他們從來就不知容忍為何物。如美國曆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權力永遠都是饑腸轆轆，擴張與強奪是它揮之不去的本性。”公權不會容忍，民權更不該容忍，後者一旦退縮，就給了前者得寸進尺的機會，令本就稀罕如華南虎的自由，更加彷徨於無地。我們所見的“自由”，都是周老虎式的偽劣產品。
今日中國，誰該容忍呢，《讓子彈飛》給出了答案：
師爺，當縣長最要緊的是什麼？
忍耐！
2011年4月13日
正義的火氣
“正義的火氣”之說，出自胡適先生。其原文作“正誼”，此詞有一義項，可釋為“正義”。胡適的同時代人，以“正誼”代“正義”，不乏其例。1963年，郭沫若賦《滿江紅》，歌頌從前蘇聯歸國的鄧小平，其中雲：半月長談爭正誼，四方公論明真相。此處之“正誼”與“正義”相通，一目了然（在郭沫若的作品當中，“正義”隨處可見，為什麼這裏偏偏寫作“正誼”呢，我則不得其解）。前不久見人撰文紀念習仲勳，題為“但伸正誼，何惜一身”，看來“正誼”的語法傳統依然有其市場。
1957年5月2日，胡適複信陳之藩，談治學方法：“勤、謹、和、緩”（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這四字經，本是前輩教人做官的方法，胡適拿來治學）。說到和緩，他話鋒一轉，引出“正誼的火氣”：
我最佩服的兩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與孟森先生，他們研究史學，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晚年寫了許多關於“水經注疑案”的文字卻不免動了“正誼的火氣”，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其結果竟至於誣告古人作賊，而自以為是主持“正誼”。毫無真實證據，而自以為是做“考據”！
其實現代許多讚成列寧、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吃虧的，我想還是他們對於社會問題某方麵的一點“正誼的火氣”罷？
後一段批評，也許可以理解為自我批評。因為年輕的胡適，一度無比推崇俄國革命與蘇俄建設，不知這是否與“正誼的火氣”有關？
1961年雙十節，胡適複信蘇雪林，再次談及“正義的火氣”（這次不再寫作“正誼”）：
你若記得我前年發表的“容忍與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謂“正義的火氣”是什麼。
“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