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選》與前兩本書對照閱讀，再次驗證了我五年前的一個判斷：“吳氏法學方麵的成就，不在於他的理論之深刻，而在於他開一時之風氣；不在於創造，而在於融合：他屬於觀念的二道販子，將西方的經典學說運輸到相對滯後的中國法學界；轉譯之時，他並沒有盡信書式的生搬硬套，而不乏對元理論的拓展與批判，並試圖使用中國的文化試劑融彙從西方舶來的法律食品。基於此，他的多數見解，都充滿了深沉而悲愴的時代感……”
這是比較客氣的說法。直言之，吳經熊在法學尤其是他發力最深的法理學領域的成就，並不十分高明。無論他談法律的一元論與多元論，還是談自然法，那些精彩的段落大都是對西方法學家的引述。以“法律之一元論”一文為例，其第二節談曆史法學派，我數了下中譯文，共75行，其中11行是霍姆斯的話，18行是薩維尼的話，32行是亨利·梅因的話，吳經熊的原創書寫，僅占二成，而且幾乎全是穿針引線的介紹性文字，這倒接近於本雅明所幻想的引文寫作。吳氏的書寫風格，大抵可總結為“引而不論”或“引多於論”；他的論，常常是卑之無甚高論。這麼說，並非苛責，吳經熊那一代法學家，限於國情與時代性，研究現代法學，以引介為主，詮釋為輔——中國正是不毛之地，如何憑空創造？
相比之下，《文選》第二編所收錄的吳經熊撰寫的判例，更為可觀。他是霍姆斯的信徒，霍姆斯留在法學史上的第一名言便是“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所謂經驗，我們可以片麵地理解為對法理的實踐。由此而論，吳經熊的確不負霍姆斯的諄諄教誨，他當法官、當律師，都十分成功。“我的裁決得到中外報刊的良好評價。我感到，我正在用自己的法學觀點塑造中國法律。”他曾審判一起定作物糾紛案，一家美國報紙報道稱“所羅門王坐在審判席上”（Solomon Sits in Judgment），中文報紙則稱他“吳青天”。他的盛名甚至惠及家人，其妻在外購物，竟因“您是吳法官的夫人”而“不用馬上付現金”，可賒賬。
《文選》最精彩的章節應該是第四編“法學人物研究”，確切說，即霍姆斯與卡多佐研究。此編共七篇文章，四篇論霍姆斯，兩篇論卡多佐。“霍姆斯大法官的心智”與“懷念霍姆斯法官”二文當屬全書的華章，我讀到這裏，才覺得這本書沒有白讀。吳經熊對霍姆斯的詮釋，是否契合霍姆斯的本意呢，我不敢確認；不過，可以確認的是，霍姆斯一定樂意接納這種詩化與哲學化的解讀，以及吳經熊對他的禮讚，將他與莎士比亞並論：“莎士比亞在文學上無人能及，霍姆斯在法學上領先群倫。”這樣的頌揚，誰不愛聽呢？
作為一位法學家，吳經熊能在國際揚名，除了才學，他與霍姆斯、卡多佐、威格摩爾、龐德等人的交情，當是重要因素之一（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素呢）。耄耋之年的霍姆斯視他為忘年交，14年來給他寫了七十封信，一字一句總關情；卡多佐是他的密友；威格摩爾、龐德都為他寫過揄揚的書評，稱他是站在時代前列的法律哲學家……單是這一份資曆，百年中國，無人能及。
吳樹德稱其父吳經熊為“溫良書生”，事實上，吳經熊身上並無幾許書生氣，學者隻是他的一張麵孔，法官、律師、立法者、外交官等則是他的另一張麵孔；他的自傳《超越東西方》雖側重書寫沐浴神恩的精神曆程，從中卻可窺見，他並不畏懼世俗，他自有一套待人接物的處世技巧。猶如胡適出身徽商家庭，孕育了他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的性情，吳經熊出身甬商家庭（其父吳葭蒼，是晚清時期寧波商界的風雲人物，乾豐錢莊的經理，寧波商務總會的首任經理），寧波商人所特有的精明與果敢，遺傳於他，令他在世俗的洪流之中遊刃有餘，周旋於霍姆斯、龐德等法學宗師之間而不失尊嚴。
據吳經熊自傳，他最後一次返鄉，當在1949年三四月間（查寧波圖書館館藏地方報紙，《寧波晨報》曾報道“吳經熊返甬省親”，時為1949年3月25日，僅逗留二日，27日離開），八方風雨，山河飄搖，他深知，這可能是訣別，於是他去了母校，去了城隍廟，去了天主教堂。從此，寧波隻能作為一種縹緲的鄉愁，浮現於他在異邦的夢中。
休對故人思故國，這塊土地已經徹底遺忘了它榮耀的子民。如今你問寧波人，吳經熊是誰，答案恐怕是一臉惘然。然而，每當我走過榮華不再的念書巷，還是會想起他，正如每當我走過軟紅十丈的和義大道，還是會想起龔祥瑞先生，百年前，他們曾生於斯、長於斯，播下了法治夢的種子。我想起那個立誌做中國孟德斯鳩的寧波青年，終究一步一步遠離了法律，想起他未完成的法治夢，在故土之上開出了什麼樣的花朵呢。
正尋思間，卻聽見一聲高叫：拆遷地塊，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