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的左翼政治傾向還直接影響到我的母親與姑母。她們在大革命時還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居然都參加了衡陽的共青團。1952年母親在我五歲時過世，我與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對於自己過去的曆史卻從來閉口不談。我怎麼知道她們曾經是小革命黨這件事的呢？那還是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偶然好奇地翻到過姑姑的一本舊筆記本上寫的交給組織的自傳摘要。其中有一段記述令我印象很深：她們這兩個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陽市菜場裏，向居民宣示由於自己年幼無知，參加了共青團，從此以後，保證以後要好好讀書，不再參加共產黨組織……可能是由於她們兩個小姑娘年紀太小，當地政府沒有怎麼追究。後來大了以後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年馬日事變後，大革命失敗後的事。
我的父親：走向國民黨軍人之路
下麵就要講我的父親，我父親是家族裏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與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時候，我就知道他是起義的原國民黨將軍，黃埔六期畢業的，擔任過國民黨的軍參謀長。1949年底，他與軍長魯崇義一起，率所部三十軍在成都起義，並參加了解放軍。在曆史節骨眼上的這一大轉變，使我們家逃脫了反動軍官家屬的命運，一變而為革命軍人家屬。小時候，我回到衡陽家中過春節，還看到門口有“光榮人家”的紅紙。1952年冬我父親從朝鮮戰場回國，回到衡陽探親時，穿著黃呢製服，身邊還帶著一位解放軍警衛員。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反差的雙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稱為秦，我是蕭家的功字輩，於是由此而取名。那時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總部。我兩歲多時，就在石家莊，他被任命為國民黨第三軍的參謀長。從石家莊戰役中逃出來以後，又改任三十軍參謀長，當我三歲多時，他在成都起義，當其他軍官起義後不久就解甲歸田，而他卻由於有軍事指揮業務上的專長，被編入解放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後來兩次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我此後就在重慶郊外的青木關部隊幼兒園生活。1953年，我七歲時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親在南京軍事學院逝世，那時我隻有八歲，此後我就在姑母撫育下長大成人。
我對父親的了解並不多。很小時候，我就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我們家不少人參加過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屬於政治上的異己家庭。但為什麼家族的親共曆史並沒有影響父親在國民黨軍隊裏步步升遷？我想，一定是國民黨在政治上比較粗放，它比較看重個人的能力，不太關注家庭背景與成分。這也是國民黨的軍事威權體製與中共的列寧主義革命組織的重大區別。
其實父親走上國軍軍人之路，也是命運的偶然。父親從小癡迷於科學救國，心裏就是想做工程師，他從衡陽以優異成績考進了上海交通大學預科，就是想實現這個夢想。他的命運轉折也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密切相關。馬日事變發生後，家中遭大難，開明書局被迫關閉，伯伯被捕，被關進死牢，父親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濟，就成了失學青年，讀交通大學做工程師的美夢被打碎了。失學之後，他偶然看到有個無線電學校在招收新學員，不但可以免去學雜費，而且還有生活津貼。於是他去投考並被錄取。
據伯父說，父親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當上工程師。父親在國民黨軍隊中總是能得到上峰賞識，又是黃埔嫡係，抗戰中期，34歲就當上了將軍，但他總是以沒有實現當工程師的願望而抱憾。伯伯告訴我，多年以來，他行軍時，簡單的行裝裏總還要帶上一些化學燒瓶之類的東西，一有空閑，就會自己做化學實驗。他逝世後，從南京軍事學院帶回來的遺物不多，而他手寫的密密麻麻的化學筆記本卻占了相當一部分。
凡蕭姓家族中的讀工科的年輕大學生，有經濟困難的，他都會去資助。即使我們在貴陽家中的經濟常常陷入困境時，也是如此。許多年以後，到了“文革”初期，伯伯與伯母來上海避難，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親時，實在想不出用什麼話來說明父親的樂善好施，她總會用很濃重的衡陽話說，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鋒”。一位生活在四川崇慶（現為崇州市）的遠親，當年就是由於得到父親接濟，讀完大學建築係後成為路橋工程師的。這位老人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一直到現在，他還把父親視為自己的恩人。建國以後，他一直在尋找我們兄弟三人，打聽我們的下落，總希望通過幫助我們，來報答當年父親接濟他讀完大學之恩。
其實，當年父親之所以這樣樂於助人，用伯伯的話來說，或許還是為了在蕭族子弟身上，了卻自己當不了化學工程師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