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隻是思想“左”傾的同情共產黨的開明士紳，他填寫表格時，把宗教信仰填寫為“儒教”，這件事被我二哥私下裏當作笑談。二哥蕭功漢（蕭默）說，儒家怎麼變成了宗教？
一個以儒家為信仰的士紳，處於這樣的激進革命時代，他內心肯定是充滿矛盾的。據家人說，五十年代初期，衡陽肅反運動時，死刑判決都要經由他這個人民法院院長之手來批。明知有些是冤案，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別無選擇，他這個法院院長也沒有不用朱筆打紅鉤的理由。據說，那時他經常一個人在夜裏喝得酩酊大醉，借著發酒瘋，到死刑犯家門口，流著淚，長跪不起。當然，後來組織上也知道這些，不過當時好像也沒有後來那麼多的政治原則性，出於統一戰線的需要，隻是對他做了批評而已。直到1959年逝世前，他一直還是衡陽市的人民法院院長。
伯伯是湘字七十七號黨員
我祖父有三個子女，伯伯、我父親與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年中共黨員，他告訴我，他在大革命時的黨證號是湘字77號。也就是說，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黨的黨員。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他辦的開明書局銷售左翼進步書籍，也是中共地下的黨支部與秘密聯絡站，他本人當時就是地下黨支部書記。他告訴我，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支部，這個支部是專門與黨的重要人物聯係的，來家的共產黨人中還有毛澤東的兄弟。衡陽的開明書局就是我們家辦的，中共黨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到過家中。
伯伯還告訴我，他還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團介紹人。夏是當年衡陽第五中學的進步學生。我們這一代人從中學課本中就對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絕命詩耳熟能詳。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過伯父在馬日事變發生時，作為當地中共黨組織派往長沙去的交通員，找中共負責人滕代遠時被捕，關進死牢。後來被鄉親鄰舍聯名擔保，才得免死，還寫了脫黨聲明。出獄以後一生再也不問政治，做點小生意，默默無聞於世。
在“文革”初期，他與伯母曾來上海避難，我與他有過長談，得知家史中許多事情，後來他回到衡陽後，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陽縣的鬆山農村老家。記得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後，從大西北轉到桂林，再轉車到衡陽，再趕到鄉下的鬆山老家看他。那是我與他第二次長談家史，再次從他那裏知道父親許多往事。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冬日的陽光下，他半躺在鄉間屋前的竹椅上說過的那段話。大意是，現在他那麼大一把年紀了，“文革”初期，來找他外調的解放軍一批又一批。他說：“現在想起來，當年大革命時的人物，無論是參加革命的人，還是參加反革命的人，沒有一個活到今天的，我現在這樣能躺在這裏曬太陽，就很不錯了。”
不知是出於對自己人生失敗的自我解嘲，還是對一生一事無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達觀”兩字來概括，他一輩子與世無爭，幾十年來，一直甘於做衡陽一家文具店的默默無聞的營業員。他的性格無論如何無法與大革命時代共產黨支部書記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聯係起來。記得那一次我離開鬆山老家回上海時，他一直從鄉間家門口出發，默默送我到開往市裏的汽車站，我在汽車上望著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襖，這個近八十歲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黃色的田埂邊一動也不動，特別醒目。這是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麵。兩年後，由於在鄉下營養不良，患上了黃疸而逝世。
1973年那次回鄉，我隻住了三天。那時我也隻有二十來歲，在上海郊區機械廠裏當工人，“文革”初我是一個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廠造反派，那時私下裏剛剛開始對“文革”有所反思，而對近代中國的曆史還沒有什麼感覺，對於家史也沒有多問。其實他是很願意講講家庭的曆史的。隻要我願意問，他可以不停地講，直到現在，我對大革命曆史的興趣與日俱增，現在再想聽到這位大革命時代的當事人對那段曆史的看法，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他還活著，我一定會問他，他與大革命時代的重要領導人物有些什麼交往，對毛澤民的印象如何？當時鄉下農民運動如此激烈，到底是什麼原因？你當年對農村的痞子革命是怎麼看的，現在看法有什麼改變？我還想問他，像他這樣的活躍人物，被捕後為什麼能逃離死刑的命運，難道一張退黨聲明書加上鄰居集體作保就可以了嗎？當時反革命的鎮壓到底到什麼程度，等等。伯伯已經作古多年，所有這些問題已經沒有人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