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能做到的，隻能是把自己的經曆寫出來。我想告訴人們的是，並不是隻有發達的西方國家才有比較寬鬆自由的教育文化，在我們共和國的教育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寬鬆自由的時期，一個能讓孩子們享受著生活並發展自己個性的時期，在那個時期，孩子們的好奇心、自信心、對生活的自主的感知、對未知世界的體驗的樂趣，都如同雨後春筍一樣茁壯地生長出來。
我曾在不久前，給某中學的學生做過了一次曆史講座。我在開場白裏說，根據我多年的體會，一個學生最重要的，是要在知識領域達到三種境界。第一境界，是對知識的好奇心，這是人皆有之的，隻要誘導它，就會自然發育出來。第二境界，是從知識中獲得的陶醉感，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識中的陶醉是人生中最美的陶醉。第三，由此而上升到更高的層次，那就是思想力，那是一種經由知識與經驗相結合而形成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一種應對挑戰的能力。每個孩子身上都有一種天生的樸素的好奇心，好的教育會嗬護它，使它上升為陶醉感，並使這向思想力發展。一個民族能不能在文化上真正走向複興，就要看其教育製度在多大程度上能為學生創造實現這一目標的環境了。
什麼時候，我們能再回到那裏，無憂無慮地歌唱著：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
（本文原載《文彙報》2009年4月11日筆會版）
回憶我的青年時代——從工廠到大學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論語》
與同齡的其他學者一樣，作為在“文革”那個特殊時代度過青春的人，我們走向學術的道路雖然各有不同，但同樣都充滿艱難曲折，當年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難處境，每個人都必須把握稍縱即逝的機遇。不過，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從青少年時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經感受到在讀書的愉悅中獲得的精神自由，並總是嚐試著運用心智與知識來理解現實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歲月中，這種精神狀態一直伴隨著我，支持著我。多少年來，它對於發展我的個性，對於我後來的學術事業，可以說至關重要。
我的小學與中學時代
我祖籍湖南衡陽，1946年生在西安，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來，我的童年時代是在重慶與河北邢台部隊幼兒園裏度過的，父親起義以後，1950年年底赴朝鮮參戰，我就被送到重慶附近的青木關的軍隊子弟小學，那個小學的全稱是“中國人民誌願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育才子弟小學附屬托兒所”。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十二軍就是曾參加上甘嶺後半段戰役的英雄部隊。不過，這種幹部子弟大院的環境沒有給我的人生的留下任何烙印，七歲以後，在上海當銀行職員的姑媽，把我接到上海生活。從此我走上的是另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姑母後來轉行當了中學美術老師，特別慶幸的是，姑母為了使我在家裏靜得下心來，不會到弄堂裏去染上大孩子的“壞品行”，每周總會從單位圖書館借回來一捆書。雖然我對弄堂裏的自由十分向往，但關在家裏，時間一長，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歡上了看書。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話故事與連環畫，後來就看古典章回小說、歐洲與俄國小說。我相信，大多數孩子都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對書本的本能的排拒與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這種心理，並愛上看書，你的精神生活仿佛從此就有了源源不斷的活水滋育。
小學畢業後，我“一不留神”考上了華東師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級重點中學。我天生不喜歡數理化，理科成績很一般。但作文與寫詩比賽卻能兩次獲得全年級或初中組第一名。十分慶幸的是，那時中學生並沒有現在的學生那樣沉重的功課負擔。一個初中生也能從容地發展自己的業餘愛好，而不致受到來自學校或家長的壓力，我每天放學回家，路過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舊書店，凡是有興趣的書我都會去翻一翻。久而久之，興趣也就無形中越來越廣泛。到了初中二年級時，我的理想是當個作曲家。音樂老師同意讓我每天中午在音樂室裏練習鋼琴，我甚至好高騖遠地購來五線譜，學著像作曲家那樣譜寫“協奏曲”。我居然還無師自通地學起了和聲學、配器學、曲式學、賦格曲原理，讀的都是從舊書店裏購來的建國前出版的音樂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課上，我看馬可寫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樂麼》的小冊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師發現，下課後，他溫和地批評了我一頓。我至今記得他當時批評我的原話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產與地理環境，怎麼能夠寫好歌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