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華夏出版社的抬愛，為我印行一冊小書。自2011年我的《敬畏曆史》印行以後，新刊文章已足以結集，體裁仍不外乎隨筆與書評，題材還以曆史為主打。其中，關乎宋代的文章最多，準備另編專書；宋代以外的書評隨筆大都輯入這冊《放言有忌》。
書名“放言”，典出《論語·微子》：孔子說逸民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何晏《論語集解》引包鹹舊注說：“放，置也。不複言世務”，也就是放置、放棄之義，“放言”也就是隱居不再說世事。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包鹹注後說：“《中庸》雲：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義也。”但中國的典故也真模棱兩可，同一個劉寶楠，同一本《論語正義》，卻征引李賢注《後漢書》“放言”，更傾向認為是“放肆其言，不拘節製”，還說“此解似勝包氏”。截然相反的兩種解釋，似乎都有道理，卻折射出詮釋者的價值取向：“放置”說的理由是，無道之世，不說話最高明；“放肆”說的理由是，“漢自中世以下，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但無論何說，隱居遁身似乎都是“放言”的前提，否則身在官場，人屬體製，不說話與亂說話，都是不被允許的。
筆者雖已從在編體製退出（至於那個最大的體製，當今之世是誰也無法隱遁逃避的），卻遠沒有超脫到“不複言世務”的境界，隻要嘴巴還能夠說話，隻要還允許嘴巴說話，也不想放棄憲法賦予公民那一份言論自由的權利。然而，“放言”的現代內涵，似乎遠比古典涵義更為複雜微妙。那個古典所詮釋的“放肆其言”與“放縱其言”，原義指無所顧忌、自由放鬆地說話。而現代漢語裏，“放肆”與“放縱”卻蘊含著貶義的傾向，指對某種限製的不當逾越。在我看來，現代社會裏，“放肆其言”與“放縱其言”的唯一尺度，就是憲法規定的閾限。就言論環境而言，“放言”也可理解為在憲法範圍內開放言禁，放開言路。就言論者的心態而言，隻有這樣，才不必擔心穿小鞋，寫檢討，劃右派，蹲大牢，才有可能真正的“放言”，即放心地說話，放膽地說話。
自1978年以來的30年，盡管還有不宜說之的話題，但無論“放言”的環境，還是“放言者”的心態，與1978年前的30年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固然不必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卻絕對不願意借前30年來否定後30年。我們還要祈願：中國公民，中華民族，將永遠告別古典所說“放置其言”的時代，在憲法的範圍內，無所拘束地“放肆其言”與“放縱其言”。唯其如此，叢書主持者建議，書名不妨就叫《放言無忌》。我卻以為，既然憲法是劃出範圍的，更兼之還有某些說之不宜的話題負麵清單，放言還是有忌的（此書就有一篇自選的舊文因事涉“話題負麵清單”而遵命撤下），故而就決定用如今的書名。
本書大致分為三輯：《讀史》、《讀書》與《讀世》。分類並不嚴格：《讀史》自然包括讀今人的史著在內，《讀書》當然也在讀史著敘述的曆史，兩者的畛域並不涇渭分明；而《讀世》讀的盡管是當代，但現實既然構成將來的曆史，某種意義上，不妨說是讀當代史。總之，內容大體有關曆史，跨度卻從中國古代到中國當代，甚至還對俄國當代史的某個問題說三道四。淺與雜，是難免的，但多少有點曆史的通感在內——尤其是前兩輯。至於讀者，在再詮釋中將生發出哪些曆史的通感，隻能聽諸高明。
書內小文大都作於最近幾年（唯有不多的幾篇成稿在上世紀），主要揭載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與《中華讀書報》，文末標明出處與日期（《天安門詩話》還注明初稿年代，公開發表已在其後近二十年），既方便讀者讀其文而知其時，也借此向有關媒體敬致謝忱，沒有他們的助力，我所有的放言隻能憋屈腹中連氣都放不出。這也讓人不得不深有感觸：盡管當下仍有諸多詬病之處，但時代畢竟在曲折中堅韌前行。而每個公民都應在憲法閾度內，執著守護權力與自覺踐行義務，繼續為這種前行之勢放言與助力，借以彙成大輅無從逆轉、覆轍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
最後需要說明兩點：其一，這次結集時，個別文章補正了刊載時因篇幅等原因而刪改的文字。其二，最有意思的是《普京是怎樣清算斯大林主義的》一文，發表以後一段時期，我竟收到網絡渠道轉發來本文改題版（把題目改為《梅普是如何清算斯大林主義的》等等）、匿名版（鄙人雖為著者，姓名卻被隱去）與擴容版（在拙文框架中增補相關史實）。在筆者所有文章中，也許是閱讀者最廣泛的一篇。
最後，特別感謝梁由之先生，是他催生了這冊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