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不是一個死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下仍然活在現在之中的過去。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難和問題，因而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觀點，那麼每一代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曆史和重新解釋曆史。
曆史的通感
一
近年以來，經常寫點曆史隨筆，也總不時自詰：這種寫作應該遵循哪些史學規範，這些史學作品在走向大眾時有哪些價值？一家出版社約我自編一冊曆史隨筆，便想到了這個書名。
所謂通感，就是心理學上的“感覺挪移”在文學修辭上的合理運用。典型的個例就是宋詞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把枝頭紅杏這一視覺形象挪移向“鬧”這一聽覺感受，寫活了春意。錢鍾書在《通感》裏指出，這種“邏輯思維所忌避的推移法，恰是形象思維慣用的手段”。在史學研究與史著閱讀上，也完全可以借用這一命題，不妨稱之為“曆史的通感”。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克羅齊被人引濫的名言，落實到具體的史家，蘊含著三層意思：一是曆史研究總是當時代那個史家的思想活動；二是研究對象的最終確定總是由當時代那個史家的興趣所決定的；三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曆史客體，總是那個史家按他在當時代中的興趣進行思考與解讀的。而前代曆史的某個對象之所以催發這個史家的當代興趣，古今之間必有某個契合點激起他的共鳴。這種從曆史挪移當代的共鳴，就可以視為曆史的通感。
柯林武德認為：“曆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不是一個死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下仍然活在現在之中的過去。”他所說的過去活在現在之中，包含著兩層涵義。其一，過去的某些因素或現象仍以某種方式再現於現在之中。黑格爾所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也不妨從這一層麵去理解。其二，曆史學家看到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某些共通性，發心立意將那個過去作為研究對象，而其所欲傳達的論旨卻指向現在。司馬遷強調“通古今之變”，某種意義上，已有曆史的通感在內。克羅齊說過，在曆史研究中，“過去的事實隻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這種由“過去的事實”引發“現在的興趣”，也有賴於曆史的通感。正是通過曆史學者的古今通感，過去與現在才發生了內在的勾連。
波普爾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難和問題，因而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觀點，那麼每一代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曆史和重新解釋曆史”。倘若以“曆史的通感”說來詮釋這段論述，也就是說，每個時代及其不同史家，都會以自己的通感去選擇研究對象，並以自己的通感去重新解釋曆史。在這一意義上，曆史的通感正是曆史之樹常青，並將永遠千姿百態的活水源頭。
二
曆史學家可以對看似遠離現實的某些曆史現象作純客觀的研究，取得引領史學前沿的傑出成果，就像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那樣。然而，曆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將來的曆史。當然，也會有曆史學家在研究中自覺融入他對家國命運與社會現實的人文關懷，積極能動地參與將來的曆史。而借助曆史的通感，通過史學研究表達現實關懷時，如何把握好曆史與現實之間的合理張力，研究者如何拿捏分寸感，確是一大難題。批評者也往往不辨青紅皂白，把曆史的通感指責為影射史學。
近現代中國的影射史學最為發達。十年浩劫中，“四人幫”更公然自詡為當代法家，蓄意將僅存在於戰國秦漢之際的儒法之爭延伸誇大，宣稱“黨內五十年來的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儒法鬥爭”。批儒評法運動，成為頂著史學冠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影射史學也因之臭名昭著。故而最近問世的《餘英時訪談錄》還在提醒：“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曆史有現實的啟發，是不成問題的。但影射則進退失據。”餘英時認為，曆史研究不排除“有現實的啟發”，實際上也肯定了“曆史的通感”。他在《方以智晚節考》裏彰顯方以智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凜然大節，細心的讀者都能讀懂寄托其中的古今通感。然而，曆史的通感如何劃清與影射史學的界限，依然是一個問題。
隻要是一個嚴肅的曆史學家，必然反對將個人感情與先入之見摻雜進自己的研究。他會首先自覺遵循客觀中立的態度，從原始史料入手，梳理史實真相，以實證研究複原出可靠信史，堅持曆史本來麵目，把曆史的東西還給曆史；然後在這一基礎上，將曆史的通感融入他所研究的史實進行敘述，做出解釋。曆史研究的過程，是由確定對象、搜集史料、實證研究與敘述解釋這四個環節構成的；而一個自覺的史家，在第二與第三環節應該將曆史的通感堅拒門外，僅在第一與第四環節才容許其有棲身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