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2012年12月29日《中華讀書報》）
瑣憶漆俠先生
第一次見到漆俠先生，還是上大一的那年。當時，我的老師程應鏐主持係務，他雖自1957年那場陽謀後一直打入另冊，但1978年複出以後，憑借著他在學術界的人脈，請了一大批聲名赫赫的學者來上海師院（今上海師大前身）講學，其中就有漆俠先生。對我們這批恢複高考後首屆大學生來說，這些名家的講座不啻是史海初航的燈塔與南針。
歲月逝水，我找出了當年的聽講筆記，前來我校的還有趙儷生（他的講題是《史學研究的工作方法》）、孫祚民（講題是《關於讓步政策——兼論唯物史觀分析曆史現象與事件》）、王春瑜（講題是《科技史研究漫談》）、王家範（講題是《注意對立麵的研究——關於農民戰爭史研究方法雜感》）諸先生。倘若沒有這份筆記，我已難回憶起這些史壇名宿具體講些什麼，但在筆記之外，有兩位先生的講課還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是趙儷生先生，他的講課有深度，也有感情。那次，他是坐著講的，很少正麵對聽眾，卻也不看提綱，總用一隻手的虎口撐著額頭，半閉著眼，仿佛一邊思索著，一邊娓娓講來。另一個就是漆俠先生，他那次講題是《中國封建經濟製度的劃分問題》。說來也巧，相對其他筆記缺記時日，唯獨這次講題下附注有“11.30”。那麼，我第一次遠距離一睹這位大家的風采，應該就在1978年11月30日。
對大一學生，漆先生的講題應該說是專業而枯燥的，但他的講演卻很有吸引力。一開場，他就風趣地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外來和尚好念經。”說著，他指指一旁在場的我的老師，接下去說：“這次，程先生把我這個外來和尚請來念上兩句，念好念歪，我就不能保證了。”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接著，講到中國封建製度的分期方法，他用了一個簡潔明了的表述：“我是主張二黃劃分法的。也就是以黃巾起義與黃巢起義作為標準。”通過“二黃劃分法”的這一提煉，我們這些初窺史學門牆的學子，一下子就抓住了分期的要害與坐標，這不能不歸功於漆俠先生講演的技巧。這次講演的主要內容，就是他收入《求實集》的第一篇論文《關於中國封建經濟製度發展階段問題》。
1980年10月，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大會在我校舉行，除了創立宋史研究會的鄧廣銘、陳樂素與程應鏐這三巨頭外，中年那代就數酈家駒先生與漆俠先生最引人矚目。但那次年會，我是以本科生資格聽會的，隻是遠遠仰望包括漆俠先生在內的那些宋史名家。
1983年11月，江西吉安召開“紀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我已畢業留校任教，作為助手陪同業師程應鏐先生去南昌與會，高興見到漆俠先生也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與會代表曾赴吉安訪問考察。記得參觀文天祥故裏、遺塚與清原山、吉安窯等遺跡時，當時江西省委宣傳部長周鑾書以自己的座駕全程陪同程先生與漆先生先行，等到我們其他與會者到達時，兩位先生往往剛參觀完畢，正興致盎然地交談著剛才的觀感。應江西師大邀請，漆俠先生與業師分別作過一次學術報告，程先生講的是《談曆史人物的研究》，漆先生講的似乎是宋代經濟史研究的內容。
在一次參觀文天祥文物展時，主辦方預備了筆墨紙硯，讓與會的名學者題詞留念。漆俠先生謙虛地禮讓年長於他的程先生最先揮翰，然後也提筆留下了墨寶。已記不清他們的題字內容，隻記得漆俠先生先端詳一番業師的墨跡，然後自我解嘲道：“程先生這字是有童子功的，我就不行嘍！”趁著參觀中的短暫空暇，我自然不願放過向漆先生請教的良機。現在看來，我提的那個問題有點楞：“據您的經驗，讀完宋史基本史料大概得花幾年時間？”我記得，他給出的年限似乎是五年。他還說，他正在寫《宋代經濟史》，上冊已基本完成，即將交稿，但還要補充些筆記史料，所以最近在北大圖書館閱讀宋代筆記。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與漆俠先生的接觸與交談。
1992年，中國宋史研究會年會在河南大學舉行，開封不是始發站，返程火車票十分難買，辦會方隻得把一些與會者用中巴送到鄭州某地，再在那裏等候先期赴鄭搞票的會務人員前來聯係。當時，交通資訊十分落後，調動公車遠不如現在那樣稀鬆平常，也沒有手機可以隨時接洽，會務組的做法也出於不得已。漆俠先生也在我們這批等票人中。等人心焦，地點就在路邊，也沒個坐處。等票的時間很長，漆先生還與大家一起，在街頭買了油餅充饑。當時有人問漆先生，沒有水，吃得下去嗎？他樂嗬嗬說，他學生時代就這麼過來的，沒什麼苦不能適應的。他當時已經名滿天下，卻絲毫沒端大學者架子，不僅對會務方沒有一句責備之言，還和藹地站在街邊與我們閑聊。當時聊些什麼，也已全然沒了印象，但他那種以常人自處的形象卻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