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俠向以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著稱於世，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1966年範老去世，作為昔日助手，他請求參加追悼會，竟遭紅衛兵喝罵：你算什麼東西，還想參加範文瀾同誌的追悼會？譚其驤早在1957年受命編製《中國曆史地圖集》，算是“欽定”的任務，卻仍以“學術權威”關進“牛棚”，難逃受辱的命運，據家屬追憶，“夜深人靜之時，家門外造反派一聲吼叫，父親就得乖乖地跟了去，然後遭到徹夜的跪罰”。吳天墀的遭際更為坎坷，因參加過青年黨，進入五十年代，就褫奪了教職，失去了工作，隻得靠拉板車維持家計，其師王恩洋有詩說他“近在蓉市拉板車，麵目黧黑體力健”。他的老師徐中舒與蒙文通惟恐其荒廢學業，建議他研究西夏史，但不在大學，圖書資料無法解決。直到五年以後，因徐中舒大力幹預，才調回四川大學當曆史係資料員，卻事務繁忙，運動不斷，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斷斷續續完成了《西夏史稿》。其《文史存稿》後記題為《悠悠往事》，卻隻字未提自己的“文革”劫難，也許實在不堪回首吧。但據他說，連其師蒙文通也在“牛棚”裏受到非人的折磨，“負傷歸家，旋即病卒”，他的遭遇便不難想見。徐規一生從教，謹慎為人，當年也被摁跪在長凳上，不僅衣背被以墨打叉，甚至把叉塗到他謝頂的頭上。李埏在西南聯大與吳晗有過師生之誼，“文革”一開始，首當其衝打入“雲南三家村”。他與打成“牛鬼蛇神”的雲南大學教師，都被勒令在大字報上自稱“蠢豬”，申請所謂“養豬費”，才能領取最低生活費。滿腹學問的著名學者在肉體與人格上受到如此非人世的侮辱，在“文革”中絕非個案，在那個瘋狂時代是司空見慣的。
這些被紀念者，不僅是各自領域的星鬥，也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驕傲。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施堅雅譽為漢學界“不朽的盛事”；吳天墀以其《西夏史稿》為西夏史研究構建了完整的學科體係；漆俠與徐規作為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二代正副會長，同為這一領域的頂級學者；李埏在宋史與中國經濟史領域並稱名家。作為學術的象征，後學的師表，他們理應受到尊重與禮遇。曾有學生回憶五十年代前期譚其驤的形象：
講課的時候非常悠閑、瀟灑，開始的時候穿一件長衫，拿一個大煙鬥，講課的形象非常好。
誰知歲星未周，他竟成為造反派一聲吼叫而隨叫隨到的驚弓之鳥。後人在驚詫兩種形象巨大反差的同時，是否更應追詰：究竟是什麼深層原因造成其前一形象向後一形象的墜落？
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本文提到的名家宗師，大致可歸為第三代傳人。審視他們的成果，有兩個高峰期，一是1949年以前初露鋒芒之際，一是1978年以後重返學界之時，而“文革”十年幾無例外地都是空白期。許多回憶文章揄揚他們晚年煥發“學術青春”。以此肯定改革開放，固然不錯，但對此前那段摧殘學術、糟踐學人的曆史，總感仍欠反思。這讓人想起，“文革”剛過，人們總愛說“把耽誤的十年奪回來”。對宗師們業已痛失的“學術青春”，不宜一味高唱“不信青春換不回”，而應深刻悲悼“青春是挽不回的水”！《吳天墀文史存稿》附有其《現存著作目錄係年》，自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間，他僅發表過三四篇學術性文章，一生論著也隻有《西夏史稿》與四十萬字的《文史存稿》，隻是他全部學問的冰山一角，那座巨大的冰山卻永遠沒能顯山露水。在徐規與李埏那裏，學術論著量難以比肩前兩代名家宗師的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在譚其驤與漆俠那裏，倘若沒有五六十年代的不斷折騰，其成果一定更為豐碩可觀。
這些宗師名家及其代表作，已經鐫刻進中國現代學術的長廊，其中譚其驤的《中國曆史地圖集》還被胡喬木推崇為新中國史學界“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然而，查閱他們履曆，卻不得不指出，盡管他們的成果主要產生在1949年以後，但他們本身並不是新政權胎胞孕育出來的產兒。譚其驤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在史學大師顧頡剛的門下嶄露頭角，吳天墀是徐中舒與蒙文通的得意門生，徐規與李埏在浙江大學師從張蔭麟與張其昀，即便漆俠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最基本的學術訓練與史學根基，也還是在就讀西南聯大與複校以後的北京大學期間構築起來的。這一判斷，或許讓人糾結，卻是不爭的事實。
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宗師名家也培養了學術傳人，故而才有這些紀念集的問世。但誠如他們的學生所說，“這樣求真求實的老專家在全國不多見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許越來越少”（周振鶴語）。問題並不在於弟子的學養難以企及師輩（這是可以努力的），症結在於，當下急功近利的評價體製嚴重敗壞了學術生態，跑國家課題，報學術大獎，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還有幾個具有前輩宗師的學術風骨！
於是，後人隻能黯然目送這些宗師日漸遠去的背影，至多編點紀念文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