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杜文秀起義與大理政權。
杜文秀(1828~1872年)字雲煥，號百香，雲南永昌府保山縣金雞村人，回族。1845年永昌屠回案發生後，杜文秀曾於1847年赴京控訴，但未有結果。他回到雲州(今雲縣)、蒙化一帶秘密結盟，聯絡回民，準備起義。杜文秀廩生出身，曾為村塾教師，為人廉正，素為群眾景仰（（法）羅舍：《雲南回民革命見聞秘記》，見荊德新編：《雲南回民起義史料》，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頁。）1856年8月，杜文秀在蒙化率眾起義。9月，杜萬榮、藍金喜在大理府城起義。杜文秀率軍往大理，與當地回民會合，擊敗清軍，於9月16日一舉奪取大理城。
10月，滇西起義回民在大理建立政權。杜文秀被推舉為“總統兵馬大元帥”，成為滇西回民起義領袖。馬金保為總理行營軍務大司軍，楊榮為彪旗大將軍，蔡發春為揚威大都督，漢民李芳園為大司寇，白族姚得勝為大司衛，彝族李文學為大司藩。大理政權是各族聯合政權。杜文秀本人說：“迤西回之受職者數千，漢之受職者數萬。即有土司，俱各襲職，文則劃策，武則立功。三教同心，聯為一體”（《回民起義》(二)，第106頁。），形成各族聯合抗清的局麵。經過五年奮戰，到1861年，大理政權控製迤西各地，頒布《管理軍政條例》作為管理滇西各地的根本大法。《條例》規定：“族人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不準互相淩虐”（《回民起義》(二)，第118頁。），以法令形式強化各族團結。《條例》中有帥府5條，鎮守官吏14條，軍令28條，行營23條，共70條。
大理政權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發展生產。後人讚其“內政極佳，迤西自楚雄以上，雖軍事浩繁，人民安居樂土，夜不閉戶”（《回民起義》(二)，第302頁。），雖有些過譽，但反映了大理政權政績。站在大理政權對立麵的人，也讚揚大理政權對滇西的治理有方，說：“文秀命偽大司空李國綸鎮騰越，率兵萬餘人來騰督辦。國綸……富資望，有權略，以攻撫兼施為策。抵騰日首懲三營回弁，酌定應需夫役數，每年征糧一次，其餘大小苛斂一律豁免。事權統一，軍令整肅。招民墾荒蕪，嚴緝盜匪。回民犯法者，必按法懲治。騰民陷水火久矣，一旦得此，如慶更生。”（《回民起義》(二)，第229頁。）大理政權還注意發展商業，保護鹽井，增加財政收入，解決軍政開支。
杜文秀起義是太平天國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義的一部分，大理政權“宣布遙奉太平天國南京之召號，革命滿清，改正朔，蓄全發，易衣冠”（《回民起義》(一)，第29頁。），堅持了正確的鬥爭方向。
杜文秀滇西起義反清的同時，馬如龍、馬德新在滇東舉起義旗反清。馬如龍係建水(臨安)武生，在回漢械鬥中帶領回民複仇出了名；馬德新，雲南大理人，著名掌教，在回民中威望甚高，回民起義後他倆自然地成為領袖。此外，昆陽有楊振鵬，澄江有徐元吉等，亦率眾並起，烽火遍滇地。但馬如龍等將鬥爭矛頭沒有對準清朝廷，而稱“止欲報仇，不敢為逆”。馬如龍說他不敢“與朝廷為敵，但冀從此可為朝廷除賊官，可為朝廷保良田”（《回民起義》(二)，第140頁。），把打擊矛頭指向地方官，甚至漢民。1857年仲夏，馬如龍、馬德新、徐元吉等攻打昆明，燒殺城外店鋪，造成幾萬人死亡。官方看準他們的矛頭所向，盡力拉攏。1858年初開始與他們議和。以後雙方時和時破，馬如龍等一直堅持複仇，造成無辜大量死亡。1860年，馬如龍、徐元吉再圍省城，徐元吉戰死。馬如龍退居滇南，稱“三迤大元帥”。1861年，馬如龍三圍省城，最終受撫，成為清廷忠實爪牙。他們在動搖、受撫議的過程中，不斷受到清廷賞賜和利用。1858年9月，清廷“以歸誠效力，賞雲南回子掌教頭人馬德新四品頂帶。”1861年1月上諭，“雲南回務掌教馬德新，副掌教徐元吉，武生馬如龍辦事公正，素為回人所服。既據稟請情願安撫回眾，實屬深明大義，著即飭令馬德新等妥為辦理。”1862年5月，“馬德新率眾就撫，自應量加獎勵，著賞給二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責令約束回眾。”“前徐之銘以武生馬如龍奏請署理總兵，……馬如龍已經準所請。”（《清文宗實錄》卷二六〇。）經過幾年，他們終於獲得二品伯克、總兵等官位，背叛回民起義，使滇西杜文秀陷入孤軍作戰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