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祖文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
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荊、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複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後。
彝陵之戰剛結束，曹丕就發動對吳攻擊。曹丕向自己的老師賈詡谘詢，賈詡也許是年齡大了，後悔自己年輕時忽悠李傕等為禍天下，所以人到老年遂有好生之德，成功轉型為和平人士。在赤壁之前反對曹操進攻，這一次也反對曹丕用兵。
劉備聞聽曹丕興兵，給陸遜寫信威脅要再次東進，陸遜回信：“老哥哥，您還能打得動嗎？消停點吧。”劉備很是沒趣，病情加重了三分。
三國關聯，曹丕一有動作，孫權派鄭泉出使蜀漢，蜀漢派宗瑋回使，雖然雙方敵意未消，但都不願意把關係掐死了。
劉備死後，諸葛亮雖然大權在握，但蜀漢麵臨的形勢很嚴峻，以他一貫的戰略思路，非聯吳不能自安。但先帝因對吳戰爭而死，自己主政伊始就和仇家結盟友好，這玩意兒也有一定風險。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和蘇聯撕破了臉，雖然後來周恩來借胡誌明喪禮和蘇聯總理柯西金把繃到極限的戰爭之弦鬆了一點點，但中國仍然麵臨著北極熊的威脅，所以和美帝國主義勾兌成了戰略上的必須。周恩來全程操辦了基辛格秘訪和尼克鬆訪華，盡管刻意低調，但事後周還是遭到內部激進派的批鬥。所以說，和曾經的敵國開展外交甚至結盟是有巨大政治風險的，對古代的諸葛亮來說也是一樣，這玩意兒極易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
尚書鄧芝看出了諸葛亮的難處，於是主動請纓出使東吳，與孫權修好。
劉備、孫權兩大集團經曆了合作、分裂甚至戰爭以後，對雙方的共同利益看得更清楚了，這個共同利益有多重要也有掂量了。這次的重新修好，可謂曆盡劫波，比當初“一見鍾情”基礎更紮實。
形勢的發展固然是吳蜀重歸於好的現實基礎，這叫“形勢比人強”，但好事也需要人來推動，這叫“事在人為”。鄧芝出色的外交才能，對吳蜀和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鄧芝對吳魏關係看得透徹，對吳蜀關係講得坦率，這兩條都很關鍵：
吳蜀聯盟才能與曹魏保持戰略平衡，否則，即使孫吳能保持和曹魏友好，也難逃最終被吞並的結果。鄧芝一針見血地指出，曹魏和孫吳不能和好的症結是：孫權想打馬虎眼和曹丕套近乎，光靠表態是沒用的，從曹操開始，曹方就一直堅持孫權派兒子入質，這已經成了你孫權是不是真心投靠曹魏的試金石。鄧芝對孫權說：“你今天派兒子入質，明天就會要求你親自入朝，你去不去？”所以想糊弄曹丕是不可能的。
孫權對鄧芝的分析表示同意，隨即又對鄧芝打哈哈：“將來天下太平，我們兩家分享天下，不亦樂乎！”鄧芝馬上回答：“天無二日，國無兩君，如果消滅了魏國，大王您還不承認天命所歸的話，那咱們就各自準備。‘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軍們提上桴鼓，士卒們拿起刀槍，咱們兩家再通過戰爭決定誰是真正的老大。”
孫權聽完哈哈大笑：“老鄧，你是個實在人！”
鄧芝實話實說，用今天美國外交官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戰略再確定”。
吳蜀兩方發表聯合聲明：雙方是麵臨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同時，也進行了“戰略再確定”，共同挑戰結束或不重要的時候，雙方就退回為競爭甚至對抗的關係。
順便說一說中美關係。一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鬆、基辛格都有豔遇的感覺，一見鍾情，和劉備、孫權在赤壁大戰前差不多；到了鄧小平、裏根時代，為了應對共同的挑戰蘇聯，雙方合作的層級相當高，甚至有軍事合作。當時，美國也許認為中國會按照所謂“華盛頓共識”來發展：改革會沿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方向逐步進行，對中國聲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保持了一定的理解和耐心，認為這是改革派在爭取保守派的迂回策略；經過1989年，到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發現蘇聯和東歐才是真“改革”，中國卻是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