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這一年，孫權也登基做了皇帝。至此，“三國”才算是名副其實。
孫權做皇帝比曹丕晚了九年，比劉備晚了八年，這事讓清代的王夫之很感慨：對比一下人家孫權，看看你劉備都做了些什麼？曹操稱魏王，你就稱漢中王； 曹丕稱帝，你也稱帝。漢獻帝還沒死你就發喪，為自己登基創造條件，費詩陳明大義指出不宜稱帝，你個小氣鬼就把人家貶到老少邊窮的地方。你既然借著大漢的名聲做皇帝，為什麼上了台以後“無一矢加於曹氏”？
樣板戲《沙家浜》裏，沙奶奶怒斥胡傳魁、刁德一：“你們號稱‘忠義救國軍’，為什麼見日寇不發一槍？”
看來“發一矢”和“發一槍”都有試金石的效果，光口頭講是沒有用的。
孫權素懷帝王之誌，為什麼遲遲不加冕登基？估計還是從現實的考慮出發，認為不出頭為好。一開始不挑戰曹丕的地位，看能不能撈更多的實惠。等到劉備死後，孫劉再結盟，諸葛亮一出祁山，孫權伺機發動了石亭戰役，重創曹休，勢力最強的曹魏反而屢遭攻擊。“一強獨霸”的趨勢在逆轉，“多極鼎立”的趨勢更加明朗，孫權心裏話，咱也整“一極”吧。
從當時的疏奏和議論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人有重回到戰國時代的感覺，當時除了諸葛亮高調宣傳“漢賊不兩立”，更流行的是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心態。滅蜀之後司馬炎登基，即使在晉帝國內部，主張繼續維持晉吳分裂現狀的也是多數，司馬炎起初為統一做的準備工作，很多都是在“地下”狀態進行的。
當時單純反對天下一統的人不多，但反對戰爭的人比較多，所以“不統不武”成了一種很流行的思潮。我們都知道《三國演義》的關鍵詞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實，這句話也可以這麼講：“天下大勢，合久難分，分久難合。”
如果當時是因為厭戰所以容忍分裂，那麼今天我們會不會囿於“和平”這樣的意識形態，而導致台海統一無期呢？
孫權稱帝，對曹魏是個政治挫折，對劉漢是個政治難題。孫權雖然不停地犯境侵擾，但名義上還接受著魏國封的“吳王”，現在連這個虛名都不要了，這對魏國來說是個意料之中的挫折。孫權做了皇帝，對強調“一個漢天子”、“我是唯一合法”的蜀漢來說，自己的戰略盟友公開“僭越”確實是一個政治難題。孫權知道這對蜀漢是個挑戰，所以專門派使者到成都，提出了“並尊二帝”的方案，咱們“一邊一帝”。成都內部這下肯定要吵架了，有人就提出來，我們不能用原則做交易，應該“顯明正義”，和孫權“絕其盟好”。
其實真正麵臨挑戰的是諸葛亮，他既要以政治博弈的現實考慮問題，又要維護“漢賊不兩立”的原教旨理想主義。現實本來就比理想更現實，諸葛亮先是譴責了孫權“有僭逆之心久矣”，但馬上就把現實問題擺在大家麵前：“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諸葛亮坦承：我們現在不可能也做不到先滅了孫權“乃議中原”——先帝就這麼辦了，吃虧了不是？諸葛亮和所有的中國政治家一樣，都能從曆史經驗中找到自己妥協的正當性，他說：“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伏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這就是政治，需要忽悠老百姓的時候，革命理想高於天，大道理講得啪啪響；遇到現實的問題時，馬上“應權通變”，變通的台階隨時就能找到，越是高舉理想旗幟的越能妥協，妥協的幅度越大。毛澤東對尼克鬆就說他喜歡右派，願意和反共最勇猛的共和黨領袖尼克鬆打交道。因為他深知，越是政治色譜處在兩個極端反而越容易媾和，雙方鷹派出麵和談比鴿派談得更紮實，更有實現的可能性。巴以關係是這樣，將來台海兩岸恐怕也是這樣。
有一個曆史細節很有意思，諸葛亮派衛尉陳震回使吳國，雙方勾兌了一個“密約”，內容是瓜分魏國：“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
苟合在一起的人們也需要願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