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愨，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曄嚐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
劉曄是三朝元老，在曹操時代，他是重要的謀士之一，但位置在第二梯隊，在《三國誌》中，荀彧、荀攸、賈詡合為一卷，排在前麵；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等謀士合為一卷，排在後麵。
劉曄是淮南人，年輕時就敢於殺伐，做事頗有決斷。他和蔣濟等五人一起投奔曹操帳下，曹操經常找他們談論軍國大事以及臧否揚州人物。這時其他四人總是踴躍發言，言無不盡，盡傾才識，而劉曄則默然不語。劉曄隻是在獨處的時候，才由遠及近，談論時事。曹操發現劉曄最有水平，“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則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一般人見老板不容易，一有機會，恨不能將平生所學傾囊而出，全部空倉，反而露出虛浮的一麵。劉曄的經驗是：“遠言宜征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你的精神境界必須在從容狀態下，才能表現；你的權略機鋒隻有在私下溝通時，才能盡顯。所以，想在領導和老板麵前一展才華一躍龍門的兄弟們，要掌握好分寸，把握好時機。
劉曄在曹操取漢中時立了大功，在曹丕時期，劉曄任侍中，為曹丕谘詢軍國大事。他預見劉備出兵東吳，“以示有餘”，在孫權會不會親自犯魏、孟達是不是真心投降等很多事情上都有準確判斷。
到了曹叡時期，劉曄更見重用，但是明帝曹叡隻用其智，並未視其為股肱大臣。真正委以重權的是宗室曹真、曹休，以及華歆、王朗、陳群和司馬懿。
劉曄這樣的老資格，雖然所獻計策屢中，但是官職升得稍稍嫌慢，從劉曄少年的行狀看，他是個果敢有為的人。曹操帳下的謀士，多熟諳法家的路數，看人看事多從人性的基準點出發，因為非如此不能明見千裏之外，也談不上出謀劃策，所以給人的感覺不免狠毒深刻。
劉曄沒有像漢高祖劉邦的謀士陳平那樣，有意矯正自己陰毒的一麵，所以，脫離群眾，加上他三朝元老恃才傲物，連曹叡都敢教訓，不免招人嫌惡。
於是有人告發劉曄“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並且給曹叡出主意，如果陛下您不相信的話，不妨測試一下。您本來向西，故意說要向東，看看劉曄怎麼說，他肯定會附和您的意思也說向東。
曹叡年輕，一看有這麼好的測試人臣忠不忠的方法，自然會興致盎然地使用這個新玩具。如果皇帝真要和臣子玩這樣腦筋急轉彎的遊戲，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經不起考驗的。用挖陷阱測試幹部的方法，可能會測出某些人的真實情況，但是這樣的方法對組織的損害極大，會誤傷很多好人或不那麼壞的人，會導致組織內部的溝通障礙和相互信任。
劉曄到老更為熱衷權勢，因為戀棧才會時時處處討好幼主。對於這樣的行為，人主基於對人性的理解，適當點撥一下，用其所長摒其所諛，不應該因此廢人。
後人評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這事如果擱在曹操身上，劉曄哪些話有價值，哪些話是拍馬屁，都能聽出來，時間一長，以劉曄這樣聰明的人，就不會用拍馬屁的方式討好主子。曹叡不能深察，所以劉曄才會“善伺上意”，他受到了劉曄的蒙蔽而親近劉曄，他受到了別人的蒙蔽又疏離了劉曄，所以前後都“眩以偽”。
傅玄在《傅子》中批評劉曄“巧詐不如拙誠”，這是大道理，問題是再拙誠的人也經不起預設陷阱的考驗，何況拙誠的人也不定有好下場。
侍候曹叡這樣容易受蒙蔽而又自認為聰明的主子，想想也確實是個難玩的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