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青龍四年（公元236年）
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群卒。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曹芳年號）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雲：“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嚐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嚐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資治通鑒》卷七十三，有相當篇幅是幾位大臣勸諫曹叡的帖子，從國際講到國內，從普世價值講到民生福利，從遠古講到今天。有直抒胸臆的，也有曲折婉轉拖長長尾音的，曹叡對風格多樣的批評全部笑納，“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曹叡是一個有不少毛病的皇帝，這讓大臣們老有話說。曹叡又是一個比較優容的皇帝，這讓大臣們不僅有話說而且也敢說。在中國，給皇帝提意見是一件風險巨大的事情，但遇到曹叡這樣的皇帝，反而倒培養出了一撥批評家。
曹叡剛上台的時候，劉曄調侃少東家，說曹叡“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要是曹叡及得上秦皇漢武，當時就不會有那麼多批評家，也編不出什麼《名臣奏議》來。
批評皇帝，有時是風險很大的活兒，搞不好腦袋就得搬家；有時也是一件可以爆得大名的活兒，曆史上不時會出現一些批評家，口出諍言卻能活得有滋有味遊刃有餘。
建議曹丕實行九品中正製的陳群，在曹叡朝似乎不講話了，在大鳴大放的批評活躍的時代，這麼一個有資格有學問泰鬥級的人物卻緘默不語，讓人們感覺很奇怪。一直到了曹叡死後若幹年後，要編《名臣奏議》，大家才從皇家檔案裏翻出來陳群的批評，原來他一直堅持私下的批評。這種私下的批評不管涉及什麼問題，首先一條不會被懷疑是“訕君賣直”，很自然地被認為是一種照顧臉麵的——用現在某家報紙的標榜自己的話就是——“理性、建設性”的批評。
與此同時，楊阜的批評動靜就大了，“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嚐不道”。聽到皇上有錯誤就興奮，也可以叫“聞過則喜”。
楊阜式批評遭到了後來批評家的批評，因為這些批評家心裏有一個硬杠杠，那就是“忠是硬道理”，所以楊阜隻能算是個“直士”，而不能算“忠臣”。陳群這樣，把應該講的話講了，同時又不掃皇上的麵子，這叫愛君。古代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愛君是最核心的一條，所以陳群是君子，是忠臣。
肯定陳群的方式，等於把被批評的君主設定為這樣的狀態：他是人民利益和意願的天然代言人，他僅僅是不知道怎麼做，而不是不願意做，他是願意並且堅定地要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因為帝王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他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大臣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他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他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老百姓有好處，皇帝就照你的辦。基於這樣的判定，一切批評和監督都應該是和風細雨式的，陳群式的，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要把所謂負麵影響控製在最小的範圍。
曆史的經驗證明，不管是古代的帝王還是現代政黨，當他們滿懷崇高正義感和曆史使命感宣稱自己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也許這一刹那是真誠的，也許有一段時間是這樣承諾並這樣去做的，但是老百姓不能就此認定他們會真誠到永遠。
所以，批評不僅是一種認知上的提醒，更是一種意願上的壓迫。而當權者失去了對社會公正的自覺承擔，當他們失去了在野時的社會理想，就會蛻化為以權謀私的既得利益者和人民頭上的霸王。批評必須是公開的，隻有公開才有修正錯誤的強迫力量，公開的批評是現代社會的必要條件。
在“有情緒的”、“揭露性”的批評不能充分公開甚至不能偶爾存在的時候，標榜自己“理性、建設性”，相當於承認自己膝蓋還在打彎，也等於宣告自己“不惹事、不添亂”。
反對大興土木，在古代也是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恭敬勤儉，愛惜民力，是中國古代政治倫理的基本準則。不管哪一派學術當紅，這一條都是可以天然正確的，這是諸子百家各種主義交集的普世價值。所以，大臣們拿這個題目做文章，越籠統越高調越正確。即使如此，陳群還是采取了風險最小的做法，這種做法其實隻比默許和慫恿稍稍強一點，但這種方式被認定為一種最符合官場規則的方式。
從陳群的行為，曹叡看透了士族官僚的心理，所以在他比父祖輩麵臨多得多的批評時，根本不慌，因為空前繁榮的“名臣奏議”活動，洋溢著“理性、建設性”的主旋律。當直士和忠臣成了國家的對立麵，上下都用嫻熟的技巧應對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遲早是要出亂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