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卲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
曹叡對組織部長盧毓說：“咱選幹部不要老選那些有名氣的，名氣這個東西隻能畫餅充饑。”
盧毓是劉備、公孫瓚的老師盧植的兒子，世家子弟，他回駁了老板的需求：“是的，通過名氣選拔幹部隻能選到一般的人才，而得不到超級人才。抱歉我這雙拙眼是發現不了超級人才的，我隻能把一般的人才先用起來，以後再考察他們是不是名副其實。現在關鍵的是建立一套考績的辦法，防止那些不合格的人混進革命幹部隊伍中來。”
曹叡一聽有理，於是安排官員的業績考核。
這兩天在讀從網上郵購的郭沫若早期著作，計有《十批判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曆史人物》。郭沫若以前寫的東西還是有含金量的，他試圖以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來解讀曆史。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以及劃分，我覺得郭沫若的思路是有推衍價值的，也就是“封建”和“郡縣”的區別並不是截然不同的，曆史並不是巧克力蛋糕，一層一層截然分明。秦始皇滅六國，把過去的世家折騰掉不少，再到劉邦，那更是一次徹底的淘換。從漢初開始，到光武中興，再到曹丕受禪，再到司馬炎的泰始革命，雖然也流血，但總體上和秦末漢初這種徹底的階級暴動和階級革命不同，所以積累下來的豪門世家非常多。異姓王鏟除了，但郡縣百官實際上也是普遍世襲，也是一種變相的“封建”。印度電影《流浪者》裏女主角的父親說：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這種血統論說到個體是一種偏見，但對整體而言，卻相當真實地描述了社會現實。
魏晉門第觀念深重。其實從漢高祖劉邦以來，政治結構並未發生本質的變革，這是一種積累，是一種極致表現。這期間，體製內的王莽和體製外的張角都沒有更高明的意識形態和強大的政治運作能力來改變這一切，盡管他們想改變一下。
漢之嬗魏，魏之嬗晉，我們可以看成是一種家族式的輪流執政，國家的政體未嚐有變，積弊也並未徹底舒解，所以，我們知道，改朝換代不能解決問題。
曹叡認識到身邊沒有幫助自己治理國家、削除反側的大才，也發現現存的幹部路線保護的都是一幫庸碌之輩，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體製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很快就向這個官僚體製妥協了。
曹叡說“選舉莫取有名”，就等於我們今天講“不要光看文憑”，可是對於盧毓這樣執掌用人權的官員來說，不讓他看文憑，他看什麼？他看文憑，又能看出什麼？前段時間北大特許N所中學校長可以直接推薦學生上北大，引發了社會的討論。光從字麵上理解選拔“特殊人才”怎麼會有爭議呢？人們擔心的就是高考這個唯一的民間精英上升的管道遭到踐踏，事實上這個管道已經虛弱不堪了。
最近看到一些報道，說在基層縣鄉的幹部選舉和選拔上，世襲的情況非常多。以前還有文憑這個門檻，現在文憑貶值，“大學學曆”到處都是，表麵上看把很多人納入了“機會的圈子”裏，實際上正是一種機會的壟斷，是一種對平民子弟巧妙的排斥。
政治固然是精英的遊戲，但民意無從由正常的政治活動中表達，這個遊戲肯定會在積弊之下Over。當朝廷找不到“異人”的時候，對“常士”的考核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曹叡和盧毓的對話，引發了後人的討論，那就是說了N遍的“任人”還是“任法”。
說到“任人”還是“任法”，現代很多人會讚成“任法”，搞法治不搞人治，這個觀念在今天應該說是普遍接受的。但不論在國家治理和企業管理的實踐中，“製度派”往往不占主流，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製度文明和製度文化。從我個人的直接經驗看，且不說國家的治理，就是一個公司，當它的老板在大規模整肅內部，頻繁頒布管理文件，對他的幹部嚴加考核的時候，往往也是這個公司創業精神委靡、市場競爭力下降的時候。製度和法製是工業文明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中國到今天，整體而言，還是個農業國家，雖然工業GDP超過了農業。
對條文的厭惡，對程序的抗拒，投機取巧的文化性格，都在阻礙中國成為一個法治國家，都在阻礙中國企業成為靠製度運行的企業。最要命的是，總是領導人和老板自己率先破壞製度，超越製度之上的特權，它是人格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