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
太後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並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後許之。
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賈充、成濟把皇帝當街殺死，司馬昭內心是深為不安的，盡管他是這件事的受益者。如果曹髦不上街，相信司馬昭也不會動刀，姓曹的怎麼讓姓劉的下課，我姓司馬的就怎麼讓姓曹的也下課。榜樣不遠，學起來不難，不必要搞得這麼敵我對立、血腥暴力。
也許司馬昭認為準備得再充分一點，就可以讓曹髦禪讓了。現在把曹髦殺在當街，司馬昭不能踩著曹髦的屍體直接上位，這樣也太不夠意思了，太有礙國際觀瞻了，當然更重要的是有礙曆史觀瞻。所以，還得再立一個曹家的子弟。政權是姓曹的主動地、和平地交接給我們司馬家的，這是必需的。
於是司馬昭授意趕緊再立一個曹姓的皇帝，讓公眾趕緊忘了這件事。新立的皇帝叫曹璜，是燕王曹宇的兒子。曹璜被改名叫曹奐，繼明帝嗣。奐者換也，他必須按照漢獻帝劉協用過的老劇本，在合適的時間誠懇地來一次告別演出，什麼時間合適？司馬昭來決定，司馬氏要用政績業績以及豐功偉績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曹操子孫的鮮血灑在洛陽的街道上，震撼一樣是巨大的，對司馬昭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危機。但是從“淮南三叛”到“洛陽一叛”，反對司馬氏的力量顯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就這樣零敲碎打地耗散完了。單從技術層麵來講，這些反對者都不是司馬父子的對手，王淩、毌丘儉、文欽、諸葛誕的武力反抗，要麼準備倉促，要麼是被動應對，而且他們最後都涉嫌“裏通外國”，不得不借助吳國的力量，這樣會讓他們的正當性大打折扣。而曹髦的孤注一擲，估計他也是寧為玉碎的一種宣示，求仁得仁，我們也不好意思再作更多的求全之責。從效果來講，隻是給司馬昭製造了不小的麻煩，而並沒有讓自己勝出的可能。
從政治層麵來說，曹魏下台有其必然性。如果我們把曹氏和司馬氏定義為現代的政黨，讓他們進行大選，從魏明帝以來，特別是曹爽當政以後的近十年時間，荒蕪政事，成天高樂，遂使政風頹廢，最高層如此，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好過不了。而司馬懿父子勤於政事，對國家事務管理有效，單憑這一條，就可以贏得選舉。
後來做到吳國丞相的張悌，對曹氏、司馬氏作了對比分析：“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張悌是當時代人，他的看法值得注意。
當代很多史家都認為，曹氏代表寒族，司馬氏代表士族，當時是以士族馬首是瞻，所以司馬氏代表士族勝出，等於恢複了東漢後期的“皇權＋門閥”體製。
其實這種說法我以為似是而非。曹操代表寒族沒錯，他一生一直想改變門閥體製或者是門閥文化，但是收效甚微。到曹丕稱帝，實際上已經修改了曹操的路線，推行九品中正製，主動向士族妥協。俗話說三代養成貴族，曹氏坐了江山，經過兩三代也就自然成士族了，而且是第一士族，難道不能代表士族嗎？非得司馬氏才行嗎？
根本的原因還是曹氏在政治上沒有成績，沒有人才，又不像漢帝國國祚綿長深入人心，結果使自己變得可有可無，給了司馬氏機會。司馬氏父子兩代乃至祖孫三代，個個都精明能幹，而且父帶子、兄帶弟，後來者每人都有很長的政治實習期，掌權以前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包括像迎接新皇到洛陽的事情，都讓第三代司馬炎親自去辦，司馬家人才濟濟，這是成功的核心要件。
中國的政治文化是這樣的，隻有在打一場大規模的對決戰爭，流了很多血奪取了政權，這才叫“得國最正”。如果是從內部奪取，不管前朝怎麼渾蛋，不管手段和平與否，都叫“篡奪”，都好像理虧不夠體麵。在一個強調忠君是第一品格的國度，忠是硬道理大家已經奉為天條。所以，不論篡奪者，還是前朝的擁護者，都有一個心理調整過程。改朝換代的時候，不少人會有心理障礙，這也是司馬氏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軍事上、政治上，司馬氏都贏得很輕鬆，在文化上或許會感覺困難一些。
很多曹魏的重臣和他們的子弟，都毫無保留地支持司馬氏。後世的文本，多對他們有嘲諷和揶揄，如荀彧的兒子荀、賈逵的兒子賈充、鍾繇的兒子鍾會，起碼宋代的司馬光對他們沒有好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