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集權國家隻能建立在細碎社會之上，孤寒的帝王可能耗費的民脂民膏稍少一點，像司馬炎這樣厚道的、願意分享的帝王，隻是圍攏了一個更為龐大的耗費集團。他身邊的貴族隻是依附性的，並不存在獨立的政治地位，更不可能監督製約君權。太傅何曾得了便宜賣乖，對子弟抱怨說：“吾每宴見，未嚐聞經國遠圖……”如果司馬炎真是要“經國遠圖”，他肯定想不到也做不到“王在議會”，能做的首先就是收拾你們這些奢靡亂政的大家族。
王衍從小就得到了權貴圈子裏的誇讚，山濤稱他是“寧馨兒”，他罵錢是“阿堵物”。魏晉風流，月旦人物，所謂的嘉言懿行，怪異獨行，其實是一種輿論吹捧。當時對王衍這樣的清貴子弟不吝諛詞的評價，和賈府的清客對賈寶玉的恭維貌似相同，其實有不小的差別。賈寶玉詩文再好也得參加科舉才有官做（專製體製有很強的進化能力哦），而當時的月旦人物，其實就是組織部門選拔幹部的一種體係。為什麼平民出身的張華對世家子弟每每青睞，因為鑒於他的出身，他的評價也每每能給人以公平的錯覺（阮次山、成龍、李敖身上都有這種錯覺效應）。體製內好像各方麵都有代表，實際上那些來自基層的代表是以自身異化為條件被吸納進來的。
王衍除了有“寧馨兒”、“阿堵物”這兩個典故，他還是狡兔三窟的實踐者。他向當權的司馬越推薦自己的從弟王澄以及王敦出任地方軍政首長，把從前的諸王（宗室王）典兵，換成另一種諸王（王氏子弟）典兵。司馬越、王衍這一對“王與馬共天下”組合，其實是早於司馬睿和王導這對組合的。
我們不知道石勒和王衍有沒有共同回憶上東門曾照過麵的情景，王衍雖然對倚牆長嘯的石勒有過警覺，但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正是這個長嘯的少年讓部下推倒一麵牆，把他活活壓死在下麵。
石勒圍捕王衍的地方叫苦縣（今河南鹿邑），這麵牆不管是磚牆還是土牆，都不可能比洛陽的城牆寬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