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湣皇帝建興四年（公元316年）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huàn）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於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鹹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致。”一無所問。
懷、湣、元諸帝交替時，有一個好的傳統：被俘的皇帝在平陽死了，一定要噩耗傳來，下一位才肯登基上台，沒有流露出猴兒急狀。這比崇禎上吊以後，南方諸王搶著上台、互相攻訐（jié）要斯文好多。
但是表麵斯文不等於沒有矛盾和鬥爭，看上去和諧不等於沒有拆台和傾軋。
湣帝被圍、長安危急的消息傳到建康（今南京），丞相司馬睿很焦急，他穿上盔甲，率領大夥浩浩蕩蕩開出城外，在外野營，然後召開誓師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領導講話一定是重要的）。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動員全國人民馬上行動起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錢不論多少，出兵長安，解救皇上。我說得這麼囉唆，用古漢語就簡潔幹淨而且有力量多了：“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
然後呢？然後司馬丞相順便來了個郊區一日遊。
再然後呢，再然後就回宮歇著了。
當然，也不能這麼太作秀，司馬睿正好聽說運輸軍需的漕船誤期，於是就說：全國人民都在積極抗擊胡狄侵略，對這些玩忽職守的家夥決不能姑息！再於是就下令砍了督運令史淳於伯。
這一砍不要緊，淳於伯的血竟然順著捆綁他的柱子往上流，注意！是流，不是噴，流了兩丈多。官員的報告引用圍觀的群眾說，這哥哥死得冤。
究竟是流還是噴，當時沒有視頻，也就無從求得真相了。丞相司直（幹部監察司司長）劉隗要用“流”來證明淳於伯有冤，所以我們就相信這一回血是往上流的。
劉隗是司馬睿的親信，他是堅定的純粹的司馬粉絲——他是堅決反對“王與馬共天下”的，總是想幫助司馬睿削弱王敦、王導的勢力，在這方麵，司馬睿、劉隗以及刁協組成了一個隱蔽的小集團。劉隗這一次上疏為淳於伯辯護，主旨是量刑不當，罪不至死。劉隗在上疏中點了一些辦案人員的名，要知道，劉隗是監察幹部作風的，平常誰嬸子死了還請客，誰娶了上司死後留下的二奶，他都要檢舉，司馬睿也都會處理。是他檢舉了司馬睿就處理，還是司馬睿要處理他就檢舉，時間一長，大家都搞不清了。所以劉隗一檢舉，包括右將軍王導都得寫檢查，然後看司馬睿怎麼處理。
司馬睿這回沒有處理任何人，而是作了自我批評：“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致。”
果其然乎？肯定不是。這次司馬睿殺淳於伯，很可能是一次政治謀殺。在讀《資治通鑒》的文本時，我們可以這樣聯想，司馬睿在野營誓師以後，擔心別人說作秀，於是殺掉淳於伯這個小軍需官，以證明他對解救皇上是多麼重視，所以淳於伯同學做了表態的犧牲品。沒辦法，淳於同學，在中國的官場，不表態毋寧死。
淳於伯是政治死，劉隗站在法律角度提出批評，平日謙抑的王導上疏引咎順便摸一下主子的心思。司馬睿一看，哦，原來是法律問題，於是坦然作自我批評。
這時的建康，可以說沒有什麼人真的關心長安的安危，長安傾覆了倒是有很多人暗自高興。保衛長安效忠司馬熾，隻是一種政治正確，誰都不會把這事兒當真。建康城裏沒有嶽飛，有嶽飛大家也得把他掐死。
在《晉書》裏，在郊區誓師和殺淳於伯分別記載於《元帝（司馬睿）紀》和《劉隗傳》，似乎沒有必然關聯，時間上也沒有明確先後，司馬光這麼把似乎不相幹的兩件事湊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為了讓銳圓哥哥這樣的讀者產生這樣的聯想？
讀《劉隗傳》，發現劉隗是一個海瑞式的有道德潔癖的官員，不過他比海瑞幸運，司馬睿對他非常信任，他不論官員們的錯失大小，凡事皆上報，幾乎得罪了所有的同事，這就和中國足協新調進一個不收黑錢的幹部一樣，讓原來的同誌們好不自在，對革命事業影響好大。
寫作於2009年11月9日——2010年9月14日
校訂於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