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湣皇帝建興二年（公元314年）
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於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征。”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後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醜，劉氏卒，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
《晉書》多有怪異之事，而涉及胡人建立“譖偽諸朝”時，這種情況尤其嚴重。《晉書·劉聰載記》就有好多。有天降大肉於平陽，有劉後生一蛇一虎，有豬狗戴冠佩綬，衣冠楚楚地在相府（劉聰子劉粲任相國）門前表演三級片，那是相當的三俗。《晉書》完成於唐朝，比《宋書》《齊書》等南朝諸國史都出得晚，《後漢書》也是晚於《三國誌》，中國的正史和朝代更迭有時並不同步進行。《晉書》應該是“深思熟慮”的作品，但神怪異聞仍多處出現，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時，也對一些怪異之事不加剔除，大概是這些故事有助於批倒批臭這些戎狄蠻夷吧。
晉帝國在立國之初，既沒有按照儒家的那一套建立綱常禮教精神文明，也沒有按照法家那一套運用“權、術、勢”強化統治，所以腐化墮落得很快，失去控製也很快。這個時候，如果有個強有力的競爭者，改朝換代就會順理成章地進行，但是環視天下，居然就是沒有真命天子。當時所謂的五胡，讓他們提出的超越“明君賢相”的政治理想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針對晉氏的奢侈腐爛，建立一個艱苦樸素的政權，應該可以做到。比如劉漢，既然是發端於俺們山西這樣的窮地方，弄個類似陝甘寧邊區這樣的東西，稍微講講政治、講講艱苦樸素為人民服務，也就有足夠的競爭力了。但是他們腐敗得極快，連三代都傳不下來。劉淵、石勒雖有人君氣象，一來命短，二來後事安排有問題，所以都是其興也勃，其亡也乎。沒有人君臨天下，隻有宵小禍百姓，老百姓做不了太平犬，進入了連奴隸也做不穩的時代。
劉聰好色，大臣們的女兒他一人全包了；劉聰也好玩，經常晨出暮歸，這些對皇帝來說，嚴格地講還不能算毛病，反而說明他精力過人和俺們的雄主秦皇漢武有一比。劉聰也喜歡大搞形象工程，興造宮殿，大臣陳元達切諫，為了防止劉聰把自己一轟了事，他把自己鎖在劉聰所住的逍遙園裏的一棵樹上，這麼一鬧騰，冒死犯顏的忠臣有了，“虛心納諫”的明君也有了，逍遙園改名“納賢園”，一處世界文化遺產也有了。鬧騰完了，劉聰對陳元達實話實說：“他媽的，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劉聰學著和漢人一樣虛偽，他名義上立弟弟劉乂為皇太弟，而實際在培養兒子劉粲。他讓劉粲一起和劉曜出征積累聲望，後來任命劉粲出任相國，總攬朝政，這樣的安排大大激發了大臣們挑撥離間的熱情。
劉聰縱情聲色，玩弄小權術，讓兒子和弟弟內鬥，但是對帶兵在外的劉曜（陝西一帶）、石勒（河北一帶）、曹嶷（王彌大將，王彌被石勒殺後，自領餘部在山東割據），根本沒有辦法節製，除了不斷地升官加爵，還得特別注明“得專征伐”，也就是他們想打誰打誰，有發動戰爭的權力。也許劉聰以為這些軍頭們都應該無條件無限忠於他們父子，還做著一世二世以及萬世的美夢。
世無英雄，遂使天下混亂不已。在中國式的治亂循環裏，沒有強人就沒有穩定，久而久之，國人對威權政治就有一種心理依賴，對強人領袖就會匍匐崇拜。領導人一旦溫和親民，屁民們反而覺得他沒有官樣。哈耶克說極權主義必然會選擇惡人上台，這不僅是競爭上台的需要，也是在更大背景下符合民眾的期待。
在當代學者的語境裏，有新儒家，有新左派，還有新權威主義。順便說一下，最近有兩個人被關押引發了不同人群的憤怒，一位是釣魚島的那位漁船船長，一位是寫《大遷徙》的謝朝平。喊話聲音最響的，前者是民族主義分子，後者是自由主義分子，但最後大家指望的還是權威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