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孝湣皇帝建興元年（公元313年）
初，範陽祖逖（tì），少有大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谘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複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誌，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複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在中國曆史上，南渡政權都不怎麼光彩，晉室南渡，宋室南渡，明室南渡，包括老蔣的“中華民國”，也是南渡。北方人凶猛，尤其是從東北那疙瘩打過來，中原政權招架不住，隻有選擇南渡長江；再不行，就再渡大海。南宋、南明以及老蔣政權，都有南渡到東南亞的打算。銳圓哥哥偷偷地想，如果沒有長江，戎狄把中原人一溜煙兒趕到南國之南，現在中國的版圖可能跨到南洋了，得把首都定在幾何中心廣州才行——純屬意淫，如有雷同，一笑而過。
國破人亡，背井離鄉，所捐者家園也，所餘者羞恥也。
楫者，船槳也。祖逖的這一次北渡，是一次民間行為，不是官家的計劃內項目，雖然司馬睿也讚助了一些物資。祖逖帶著自己的部曲北渡，有雙重的抗爭意義，一是對外來入侵的抗爭，更重要的，我以為是對不抵抗主義的抗爭，是對投降路線的抗爭。所謂“中流”，在中國文化的意象中，是世俗的“隨大溜”，是沉默的大多數，“擊楫”所歎息痛恨者，不是前麵的敵人，而是後麵的自己人。這個有鮮明形象感的典故，從一開始就被固化成一種精神資源，用以激勵腹背受敵的少數派。
宋室南渡以後，類似的家國敗亡體驗，讓不少詞人“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為中流擊楫之歌”（文天祥《賀趙侍郎月山啟》）。
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歎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麵，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隻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劉過《賀新郎》：
彈鋏西來路。記匆匆，經行十日，幾番風雨。夢裏尋秋秋不見，秋在平蕪遠樹。雁信落、家山何處。萬裏西風吹客鬢，把菱花、自笑人如許。留不住，少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