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靈皇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袁紹複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讚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後，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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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後；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何進召董卓進京，幾乎所有的史家都認為是昏招。
董卓帶兵來到京師，先行廢立，又行遷都，所行之事，都足以動搖國本，但是這位哥哥不管不顧說辦就辦。
今天我們說到國人的性格特質，大體有南北之分，錢穆在他的《國史大綱》中，把兩漢時期的性格特質以東西兩部區分。他說，在漢代東部地區文化發達，民風相對柔弱；西部尚武精神更強烈一些，民風也更剽悍一些。所以，前漢立都於長安，朝廷推崇文治，但接著崇尚武力的民風地氣，這樣文武搭配，陰陽調和；到了後漢，建於洛陽，這個地方文教發達，本來就尚武精神不足，加上朝廷偃武修文，所以整個朝廷彌漫著陰森森的氣息，特別是在後期，累出幼主，宦官得勢，宮廷裏沒有一絲陽剛的氣息。
不論是外戚何進，還是累世公卿的袁紹，對盤踞在宮裏的何太後和閹人們束手無策，於是想到了“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後”。
從表麵上看，是何進和袁紹昏招迭出，但如果講點唯心主義和迷信的話，洛陽城的陰氣確實需要“四方猛將”的陽剛氣息衝和一下。我們觀察很多國家的曆史，也能發現，當政客和文人糾纏個沒完沒了的時候，社會就會有希望武人幹預的心理情緒，軍事政變或者軍管，雖然在民主憲政觀念裏是反動的，但是，軍事政變或者軍管，有時不僅可以改變政局走勢，也可以扭轉政風。
和前漢不同，後漢的朝廷處在東部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的環境中，遠離邊關，而西部羌人又不斷反叛，所以朝廷不論黨人還是宦官外戚，對西涼禦羌的將軍們，心裏多多少少有些敬畏。而一些在京師混不出名堂的人，也願意投效邊庭。所以，後漢末，因著抗擊羌人的緣故，形成了一個隱形的軍人集團，前期有皇甫規、張奐、段熲，到了後期，代表人物便是董卓。
東方出相，西方出將，這種格局已經形成，東方出的相解決不了朝廷的危機，西方出的將就會被安排來試一試。對於董卓這個千年來被口誅筆伐的人物，我希望能夠盡可能地平視他，而不要一開始就抱著成見鄙視他。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臨洮)人。董卓天生雄力，做事果敢，表麵上很粗獷，其實腹懷計謀，不能簡單莽撞視之。董卓年輕時就和羌人打交道，在平定西羌之亂中，頗得朝廷重用，到靈帝時，已經是可以擁兵自重的將領了。靈帝先後征他做少府、並州牧，他都巧辭不就，靈帝死時，董卓駐兵河東，近在京畿之側，已經是時刻準備著了。所以說，與其是何進袁紹要找董卓，不如說董卓已經在他們眼皮下晃悠多時。
關於董卓進京的危害且沒有必要性，曹操說得很到位了：“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但是，出身卑微的何進不自信，出身世宦的袁紹把問題想得太複雜，竇武陳藩對宦官失敗又殷鑒不遠，總之，太監集團看上去不經打，不經踹，但是他們假借皇帝的權威已久矣。那個時代，這種假借一樣是口含天憲，生殺予奪於刹那間，積威之下，像何進袁紹這樣的主兒，想來是心有餘悸，同樣是人，不管是皇帝大將軍還是外戚小太監，握有權力的時候不可侵犯，一旦權力離手，在鋼刀之下，都是可以隨便宰割的。曹操看到了宮中的太監不過是一群雞仔，所以才說“一獄吏足矣”。見識這玩意兒，往往就差那麼一點點，袁紹和曹操相比，就是差這麼一點。唉，一件事見識差一點沒關係，要命的是他事事差阿瞞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