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發布了一項人事任命：魏斯、趙籍、韓虔三人由大夫晉升為諸侯。
我的老鄉司馬光慧眼獨具，選擇這一年發生的這一件事，開始他的鴻篇巨製《資治通鑒》。
為什麼單挑這事呢？
元代有位曆史學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為曆史學家，就是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對《資治通鑒》進行了注釋。胡三省解釋說：魏、趙、韓三家世世代代為晉大夫，都是晉國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晉國，重組資產，都做法人代表，負責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誅除他們，反而答應了他們的無理要求，這是獎勵鯨吞國有資產自己給自己分股份的奸臣，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亂都是從這兒發端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這兒開始，沒有別的原因，就是要強調“名分”的重要性。
事實上，魏、趙、韓早就不聽晉侯的招呼了，他們已經代替老板行使權力了，到周王這裏隻是履行一個手續。當時的周威烈王隻是名義上的共主，沒有強製執行的實力，他自己都被強勢的諸侯國擠一邊去了，而現在晉國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麼誅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漢的差距那還是相當的大，更遑論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麼概念化，而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以生產力為標誌，差一大檔次，那是“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差距。特別是交通和通信，就現在我們還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區。那時，周天子根本沒有辦法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國的事務都自己管，大家隻是遙尊周王為老板而已。
司馬光花了十九年的時間編撰《資治通鑒》，基本上是在客觀地講述中國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詞用字是很講究的，這叫春秋筆法，很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曆史觀，每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也會站出來直接發表評論。因為這部書一開始就是寫給皇帝作參考書用的，沒有打算出版賺銀子，所以司馬光的評論都以“臣光曰”開頭。
在一句話說完“三家分晉”這個史實後，司馬光來了第一篇“臣光曰”，這篇“臣光曰”比較長，有一千多字，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資治通鑒》的序言來讀。他在“序言”中夾敘夾議，一邊有選擇地講述了晉國分裂前的故事，回顧了一下過去；一邊用選擇過的曆史事實證明自己要強調的東西是多麼重要，這個東西叫“名分”。我們現在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司馬光說：“名分是個好東西。”
司馬光講的“名分”，核心內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輩宣傳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揮腦袋，立場決定觀點，司馬光曾是大宋國的領導核心成員之一，他著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大宋的穩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披閱了無數史料，編撰了這部中國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給皇帝們提供治理國家的曆史經驗。《資治通鑒》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華書局版有六百萬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釋），厚厚二十冊，讀起來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所以，司馬光一開始就為我們提煉了一個關鍵詞：“名分”。
中國古代的立國之本和執政之基就是一個字“禮”，就是嚴格的等級製度，禮紀綱常，絕對碰不得。皇帝再渾蛋，臣民們隻能“守節伏死”，既不能彈劾罷免，更不能殺頭槍斃，“禮”就是這一切的維係。統治者用“名分”確立等級、維護等級，經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讓老百姓明白：天地君親師，哪樣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選擇。
孔夫子老人家說：“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這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三段論，大家克製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禮”的秩序，有了這個穩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為內涵的和諧社會。孔夫子建立的邏輯，實踐起來有難度，首先大家都能夠“克己”難度就很大，就算全體老百姓遵守“禮樂製度”，是不是就能達到“仁”的終極目標，我看也成問題，碰到一個不仁不義的渾蛋做皇帝，以萬物為芻狗，我們怎麼辦？
司馬光提煉了一個關鍵詞以後，就開始講故事了，曆史是客觀的，起碼他參考的兩百多種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種客觀存在，他講完回頭就會發現，他強調的“名分”在後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曆史進程中，並沒有真正得到落實，他的讀者反而給《資治通鑒》提煉了一個更準確的關鍵詞：“相斫（zhu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個個是權謀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長”，治世，大家內部相砍；亂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紅皂白，掄起來就砍；有的權謀算盡，專找關鍵部位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