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氏確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號《唐光啟元年（885）書寫沙州伊州地誌殘卷》記伊吾縣“火祆廟中有素書形象無數，有祆主翟磐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磐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24}此翟磐陀身在西域，未說哪國人，但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祆教徒資料顯示，這些祆教首領都是中亞人，由此可證翟磐陀也應是中亞人。另外還有一證，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對入華中亞人姓氏進行過溯本窮源的考證，文雲：“高車丁零有狄氏，為古赤狄之餘種。狄即翟也。”{25}由此看，翟突娑或許是太原王翟楷之後。
高車族是西北遊牧民族，活動範圍很廣，從中亞到東北亞都有其記載。《資治通鑒》明確記載：“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為句町王。”{26}這一年是公元330年，趙即石勒的後趙政權。至是，我們也尋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頭，是從康居遷徙來的。康居是古史記載的西域“昭武九姓”之一，與大月氏相接，其民活動於中亞錫爾河流域，正屬粟特地區。
除粟特人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並州還有許多柔然人、高車人與突厥人長期居住著，《北史》與《魏書》都記載，柔然衰亡前後，許多柔然人與高車人遷徙到並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們還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齊賀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騎馬陶質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長22.5厘米{27}，在一匹健壯的駿馬背上，坐著一位遊牧民族騎士，身體肥胖，頭梳長發，十幾條辮子留在背後，圓頭圓腦，麵向上仰，穿一件圓領窄袖寬肥紅袍，腳踩馬蹬。一手牽著韁繩，一手舉向嘴邊，兩指彎曲伸進嘴裏，作打呼哨狀。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無際的茫茫草原上，四顧無人，打口哨作樂，強烈地表達了遊牧民族的樂觀曠達的性格和一種野性的自然美。
據榮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一文勾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時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還有安師、康達、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們的先人，他們應當是屬於並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員{28}。北魏、東魏、北齊政權中，都有大量外國人活動在並州地區。
（二）隋唐時期入並外國人
《西廂記》 中崔鶯鶯國籍的討論
山西永濟唐代黃河蒲津渡遺址有四組鐵牛與鐵人，四個鐵人既像是牽牛人，也像操舟人。其中有的身著一種一側翻領的服裝，以往在北朝、唐代胡人俑中看到過這種服裝，有人說這是來自絲綢之路的服裝。
設計者為什麼要把鐵人鑄造成這種形象呢？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應該是，在當時的山西，存在許多中亞諸民族成員，至少是，外來人口眾多，流動性較大，所以有必要在黃河最大渡口上，采用藝術形式，鑄造多民族形象，這既是現實的反映，又利於民族融合。
永濟文化遺產頗為豐富，普救寺、鶯鶯塔與鐵牛同樣聞名於世，唐代著名的《西廂記》故事就發生在這裏。現代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參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項標準考證，推測《西廂記》的主角之一崔鶯鶯，對應的粟特原名可能是曹九九，是一個中亞粟特種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29}。
近年來，葛承雍先生又進一步收集材料，證明發揮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崔鶯鶯原型是中亞“胡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其一，蒲州是唐代河中府所在地，位於長安、洛陽兩京之間，是來往兩京的最佳路線，唐朝皇帝、官吏、文人、商賈都往返於其間或駐留於此，也是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後中亞粟特移民的居住區。唐代河中府的治所官衙名為“綠莎廳”，“綠莎”或許是粟特語“Xsevan”的譯音，即“首腦”、“頭子”的另一種稱呼，為胡人比照粟特語統稱州府官衙的叫法，說明蒲州曾有中亞胡人聚落的存在。
其二，唐代大曆至貞元年間，蒲州為河中尹李懷光的根據地，他統領的朔方軍部下多為胡人，其養子就是西域胡人石演芬，“芬”是粟特人男子常用的胡名，這是史書上蒲州有粟特胡人最明確、最直接的記載。
其三，蒲州盛產名酒，唐代元和年間文人李肇撰著的《唐國史補》中記載“河東之乾和葡萄酒”聞名四方，“乾和”是突厥語“qaran”的音譯漢名，原意為“盛酒皮囊”或“裝酒的皮袋子”，從語源上說，“乾和”葡萄酒肯定是操突厥語的胡人的叫法，證明唐代蒲州有胡人葡萄酒作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