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們對於以往有關《史記》的考古發現做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
1.五帝時代考古研究
陳立柱考察考古與曆史學界關於炎帝研究的種種混亂與矛盾認為，中國考古學者的編史傾向使其對炎帝問題的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發表了大量的相關論著，但考察他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提供任何可以“確證”為炎帝的遺物，僅是根據某些考古理論與材料提出種種假設，以考古學為基礎重建的“古史”目前還看不出多少“史”的意味。曆史學界關於炎帝也提出了多種看法，彼此之間爭論不休，稍作分析即可看出也都是因為對待材料與證據的態度不同引出的。依據現代曆史觀念，不是所有資料全都可以成為曆史證據的，隻有那些能“確證”過去發生的事情的記述與文物才具備曆史證據的資格。重新檢視目前已有的曆史觀，即曆史真實如何可能或意味著什麼的問題，才是解決相關研究出現混亂與矛盾的根本所在。（《兩種視野下的炎帝研究與其給出的啟示》，安徽史學/2006/06）馬世之研究虞舜的王都與帝都認為，舜曾先後建都於蒲阪和平陽，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國都，蒲阪為有虞氏古國的王都，平陽則是華夏聯盟的帝都。平陽城為堯所築，虞舜繼堯為華夏盟主後，由蒲阪而徙都平陽。考古發現的陶寺城址，規模巨大，布局合理，從其時代和地望來看，很可能就是堯、舜建都的平陽所在。（《虞舜的王都與帝都》，中原文物/2006/01）
2.中華文明起源研究
學者們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了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吳耀利認為，在夏王國的起源中，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或內部的暴力幹涉，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同古雅典國家的起源一樣，夏王國的起源也是國家起源的另一種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從考古與曆史的整合看中原文明起源的方式》，中原文物/2006/02）包和平、黃士吉則通過對中國中原和北方等重大考古發現，尤其是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紅山文化的代表牛河梁遺址分析，論述了在中國文明起源的諸要素中禮是文明起源的首要標誌。（《禮——中華文明起源的首要標誌》，大連海事大學學報/2006/03）
農業文明起源也是近年來學者們探討的課題之一。姚政權、吳妍、王昌燧、何駑、趙誌軍等認為，陶寺遺址是迄今發現中國史前最大城址，通過近些年的考古工作，確立了陶寺早期城址、宮殿區、中期小城內中期大貴族大墓、觀象台兼祭祀基址、大型窖穴倉儲區等。對陶寺遺址植矽石初步分析結果展現出來的陶寺文化時期溫暖偏濕的大環境背景與孢粉分析大致吻合。而中梁一帶大量蘆葦扇形植矽石則印證了陶寺遺址南高旱、北低濕的微環境差別，進而指示出陶寺遺址水稻田潛在的位置，對孢粉分析結果又是一大出乎意料的突破，同時又進一步確證遺址內浮選出來的碳化大米是當地出產的判斷，改變了發掘者原以為從外地“進口”的推測。植矽石分析仍無小麥的蹤影，這與以往陶寺孢粉和浮選結果相呼應，陶寺遺址沒有小麥種植很可能是事實。然而不無遺憾的是，盡管找到了粟的植矽石，有希望印證陶寺遺址浮選出的粟是當地生產的結論，但是尚不能肯定陶寺遺址的主要糧田（粟或黍田）的大致區域。陶寺遺址粟或黍田的尋找，對理解陶寺遺址聚落形態和人口規模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植矽石分析》，農業考古/2006/04）
3.夏商都城研究
二裏頭文化研究。李春華從二裏頭遺址的禮器、禮製建築、墓葬製度、卜骨的發現論述總結了夏代的三個禮製特點：一是禮與王權相結合；二是在禮器上陶質禮器、玉禮器、青銅禮器並存，但仍然以陶、玉禮器為主；三是以中原的禮為主體，並融合了周圍其他地區的禮的因素。（《從二裏頭遺址的主要發現看夏代禮製的幾個特點》，文物春秋/2006/05）朱乃誠認為，二裏頭文化的“龍”遺存，尤其是大型綠鬆石龍形器和綠鬆石銅牌飾，是當時社會貴族中個別人使用的一種表明其有專門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與馴養過“龍”有關，其擁有者與當時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關係。二裏頭文化“龍”遺存的直接源頭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龍”遺存的社會地位在二裏頭文化時期下降了，這可能反映了“龍”意識觀念的逐漸淡薄。（《二裏頭文化“龍”遺存研究》，中原文物/2006/04）方酉生認為，目前學術界主要傾向認為二裏頭遺址是一處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遺址，即斟尋阝。在過去考古發掘的基礎上，近年又有新的很重要的發現，如發現和發掘多座宮殿基址，宮城城牆和中心區的道路網絡係統等，並在3號宮殿基址院落內發現成組的貴族墓，特別是在02M3的隨葬品中，有一條罕見的身長64.5厘米用綠鬆石擺塑的龍和一個銅鈴，給二裏頭遺址是夏都斟尋阝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證。（《略論偃師二裏頭遺址為夏都斟尋阝》，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01）
亳都研究。李鋒在2005年自己對商湯亳都研究的基礎上，再次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商湯南亳在今商丘一帶的文獻記載，在學術界存有不可信與不可否定兩說。近年發現的惠濟河流域先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之源，其分布範圍與文獻記載的任何湯亳的麵積都相稱，且其地望也與文獻記載的商湯南亳地望基本一致，故有關商湯南亳的文獻記載是可信的。（《商湯南亳問題的再認識》，中原文物/2006/04）李維明認為李鋒《“鄭亳說”不合理性芻議》（華夏考古/2005/03）一文力判“鄭亳說”不合理，然其判言中諸多失理之處，使其可信性喪失，並從五個方麵進行了辨證。（《〈“鄭毫說”不合理性芻議〉辨正》，中原文物/2006/01）李德方認為，偃師商城是桐宮之說確有其據，但桐宮卻不能概指偃師商城，因為桐宮應僅係偃師商城的宮城。湯滅夏而興建的偃師商城乃古亳之一，漢以來學者習稱之為西亳。自偃師商城發現以來，學術界有言其為桐宮者。（《偃師商城之宮城即桐宮說》，考古與文物/2006/01）秦文生認為，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考古發掘研究，是20世紀中國考古史上的重大科研成果。但由此而來的學術爭議也此伏彼起，烽火不斷。隨著鄭州商城出土遺物的不斷麵世以及眾多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專家學者的潛心探索和聯合攻關，確認鄭州商城是距今3600年的商代前期都城。（《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之比較研究》，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6/01）
殷墟研究。洹北商城是近年商代考古的一項新發現，該城與小屯殷墟遺址地域毗鄰，年代接近，它的發現無疑為解決多年來殷墟都城研究中若幹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契機。對洹北商城與小屯殷墟的關係應該怎樣理解，對其年代和性質又將如何闡釋？朱光華研究認為，洹北商城與小屯殷墟雖然在年代上接近，地域上相鄰，但二者分別處於商文化發展序列中不同的階段，其主體遺存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年代間隔，而且兩類遺存的分布範圍並不重合，因此它們應是不同時期相對獨立發展起來的兩個都城遺址。洹北商城應為盤庚所遷之殷，而非河亶甲所居之相。同時指出目前學術界對二者性質解說當中存在的若幹疑問。他還從文獻記載的互證出發提出盤庚一世二遷說，並為之找到了相應的考古學證據，從而證明洹北商城為盤庚所遷之殷，鄭州人民公園內商代遺存與盤庚治亳有關，小屯殷墟為小乙以後的商王所居。（《洹北商城與小屯殷墟》，考古與文物/2006/02）朱利民、張抒對“淩陰”進行了考辨。夏、商、周、秦、漢、魏晉謂之“淩陰”、“淩室”，唐宋呼之“冰井”，明清稱之“冰窖”。“淩陰”始見於《詩經》，殷墟大司空淩陰遺址應是目前考古所知較早的淩陰遺址。目前發現的淩陰遺址主要有：1973年5月，在秦都雍城姚家崗宮殿遺址的西部，發掘出春秋時期的淩陰遺址。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內的宮殿區西北部（閣老墳村北地）發掘時，發現了一處戰國時期的一處重要淩陰遺址。它的發現從時代上看，比姚家崗淩陰遺址稍晚；從建築設計水平上看，比姚家崗淩陰遺址水平要高。在安陽殷墟大司空遺址內，發現了用於冷藏物品的淩陰遺址。2004年10月到12月，於漢長安城長樂宮的西北部羅家寨村東北發掘出土了西漢時期的藏冰遺跡，為研究西漢建築的多樣性以及西漢宮廷生活增添了新的實物資料。諸多考古發現表明藏冰、用冰已成為中原地區的禮俗。（《淩陰考辨》，唐都學刊/2006/06）朱彥民認為，殷商時期中原地區本來有非常良好的生態環境，雨水充沛，溫暖濕潤，植被叢生，野生動物資源豐富。不過從考古發現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態資料的數量變化，並結合文獻記載的“象之南遷”、“洹水一日三絕”、“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於亳”等材料來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曾有一定程度的變化。氣候開始變冷變幹，土壤變質，旱災頻仍，沙塵暴時起，植被減少，野生動物滅絕、遷徙等等。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風的轉向，而人為的破壞作用也加速了生態環境的惡化過程。（《商代晚期中原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南開學報/2006/05）
學者還對“中商文化”進行了探討。所謂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將商代的考古學文化劃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開始，但那個時候的早商文化，指的是洛達廟期（即二裏頭期）文化，中商文化指的是二裏岡期文化，晚商文化指的是殷墟期文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鄒衡在探討夏文化時，對商文化也做了新的分期，他把原認為是早商的二裏頭文化作為夏文化，把原認為是中商的二裏岡商文化作為商代前期文化，並提出了著名的“鄭州商城為湯都亳說”，把殷墟商文化作為商代後期文化，從而把以往商代文化三期的三分法變為前後兩期的二分法，其具體的劃分是，商代前期：南關外期——二裏岡下層——二裏岡上層——河北槁城的遺存——殷墟一期的遺存；商代後期：殷墟二至四期的遺存。這種新的編年體係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可以說在總體上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也在孕育之中。這一方麵表現為學者們漸漸感覺到二裏岡商文化遺存與殷墟一期文化之間尚有缺環，還不是十分銜接；另一方麵表現為學者們對殷墟一期遺存有更深入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的考古學家們對殷墟文化一、二兩期的深入研究，可以視為新的中商概念提出的前奏。之後，唐際根、孫華、孫慶偉、楊錫璋等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並論述了其相關問題。新的中商文化的概念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它在時間框架上與商代的中期曆史可以對應起來的，但中商文化與晚商文化的分界，究竟劃在洹北花園莊晚期與“殷墟一期晚段”之間，還是劃在洹北花園莊早期與晚期之間更合適，尚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義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6/01）
4.商周青銅器研究
方建軍從商周樂器的考古發現情況分析，出土於遺址、祭祀坑、窖藏和墓葬的樂器，多與當時的祭祀活動具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反映出商周樂器的祭祀功能，並將商周樂器與祭祀活動的關係概括為四點。一是中原地區遺址和窖藏樂器多發現於宮殿建築遺址或其附近，樂器可能主要用於宗廟之祭。二是南方和東南地區窖藏樂器多出於山間川澤，當屬山川祭祀活動所遺。樂器在祭祀活動之後就近或就地掩埋，可能是作為臨時收藏，以便重複利用。南方和東南地區的鏞多為口朝上埋藏，這可能反映了某種信仰觀念，喻示將鏞的聲音傳達於天，以求天人溝通。三是西南、南方和東南地區的先民主要將節奏性樂器鏞、鎛、雨鍾和銅鈴用於祭祀儀式之中，這些樂器在演奏時可能更為注重其“音聲”功能，而非當今意義上的“音樂”，並主要用來營造儀式的“音聲環境”，以象征儀式的肅穆、威嚴和神聖。四是墓葬出土的樂器，其存放位置並非全然屬於隨機或隨意，而是具有一定的規約性，體現出一定的儀式意義，並與當時的葬製和葬儀有關。樂器體表的塗朱現象，應是血液的象征，可能反映了死者再生的信仰觀念。（《從商周樂器的出土情況看其與祭祀活動之關係》，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03）郭妍利認為，學術界對商代青銅器的研究向來以禮器為重點，關於兵器的研究相對較弱，更鮮有關注青銅兵器的明器化現象者。（《論商代青銅兵器的明器化現象》，考古與文物/2006/06）
張愛冰、陸勤毅研究皖南商周青銅文化認為，安徽長江南岸的銅陵、南陵和繁昌一帶在商周時期是大規模開采銅、冶煉銅和鑄造青銅器的地區之一。這一地區的青銅文化遺存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重要資料，對於探索商周時期南北和東西文化交流以及古代文明進程意義重大。其一，商周時期皖南聚落遺址和土墩墓的發現，為研究中原商周文化與皖南土著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力證據。其二，對皖南商周時期青銅禮器、兵器的分析，使我們對周、吳、越、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其三，皖南商周銅礦冶煉遺址的大量存在和先進的鑄造技術的出現，充分說明皖南銅業在中國古代文明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皖南地區的青銅文化，不僅是長江流域青銅文化體係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進程中，也有著十分突出的地位與作用。（《皖南商周青銅文化研究的意義》，光明日報/2006/02/14）
學者們還對青銅器的紋飾進行了研究。尹春潔認為，中國青銅器曆史悠久，源遠流長。特別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銅製造業得到迅猛發展，進一步推動兩周時期青銅器的發展，使中國的青銅文化達到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銅器紋飾，無愧於古代裝飾藝術的典範。商代早期的青銅器種類較多，有了相當水平的鑄造工藝。在裝飾上已有了相當進步，並且使用了綠鬆石鑲嵌技術。裝飾花紋中乳釘紋、鼓麵紋和弦紋等，多為早商之後所沿用。尤其是獸麵紋，更成為商周青銅器裝飾中的主要紋飾，對後世產生了一定影響。到了商代中期的二裏崗文化，商王朝影響更加擴大。除河南之外，北京、河北、陝西、山東、湖北、江西等地均發現有商代二裏崗期遺址。其中著名的有鄭州商城、北京平穀劉家河、河北槁城台西、山西垣曲古城、陝西城固、湖北黃陂盤龍城、江西清江吳城和新幹大洋洲等。這些重要遺址及其他許多商代二裏崗期遺址，都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鄭州地區出土的二裏崗期下層青銅紋飾較簡單，開始使用單線的饕餮紋，紋中的雙目是空白的，形象較簡單，而且還各不相同，說明這種紋飾尚未定型。此外，還有細線的弦紋、連珠紋等。與二裏崗上層時期比較變化較大，除了饕餮紋已采用雙線條勾勒和雙目凸出器表之外，還出現雲雷紋、目雷紋、夔紋、渦紋和各種動物紋樣，並繼續使用連珠紋、乳釘紋、弦紋等。這時的紋飾，不是簡單的一處或一組裝飾，而是多組裝飾在青銅器的頸部、宿部、腹部、腰部或圈足的外壁，一般為帶狀分布，其後又向通體裝飾發展。其中有不少成為精美的藝術瑰寶。除河南之外，在周圍其他地區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銅器也同樣展示了其高水平的裝飾藝術。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其疆域分布和政治經濟影響，要比商代中期更加擴大，最北達內蒙古和遼寧一帶，西邊可達陝西及甘肅地區，東麵可到山東和江浙沿海，南邊可至江西、湖南甚至波及廣西境內。商代晚期也是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紋飾複雜，有的是立體紋飾，除鴟鴞之外，還有龍、夔龍、雙頭盤龍、虺、人首、虎頭、牛頭、鷹頭、鳥和其他怪獸，也有的是平麵紋飾，以饕餮紋為主，還有夔紋、虎紋、蟬紋、蠶紋、蕉葉紋、雲雷紋、圓渦紋、風紋、象紋、魚紋和龜紋等。這些紋飾多以饕餮紋為主紋，其餘紋飾有當主紋的，更多是作為附飾布滿器身，甚至在視線看不到的器物底部也有紋飾。有的在一件器物上有幾種動物紋。商代晚期青銅器紋飾比之商代早期和中期的內容及種類要豐富得多，顯示裝飾藝術呈現出高峰，展示了中國古文明的燦爛光輝。（《淺論商代青銅器的紋飾藝術》，內江科技/2006/09）梁彥民認為，商周青銅器上裝飾的雙身龍紋，是一種時代感很強的紋樣。其主要特征是在一個龍頭的兩側，各有一條彎曲的身軀，形成一首雙身的怪獸形象。關於這種紋飾的名稱，有“雙尾龍紋”、“雙體龍紋”、“單首雙身龍紋”、“雙身龍紋”等不同說法。這種紋飾在青銅器上分布範圍較小，主要存在於方鼎、簋、尊、卣、方彝等少數器種的口沿與圈足部位；流行時間也比較短，主要在殷末至西周的早期。盡管作為一種特殊型式的龍紋，許多學者在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尚未見有專題研究。自殷代末年始，雙身龍紋進入興盛期，發現的型式種類比較多。這一時期的雙身龍紋可分為四型九式。（《殷周青銅器雙身龍紋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6/06）
5.巴蜀文化研究
林向認為，“巴蜀文化”的最早提出者是衛聚賢，現在看來衛氏論證“巴蜀文化”的器物指的都是“蜀國”的東西。20世紀50年代，四川境內的四大考古發現（船棺葬、羊子土台、水觀音遺址與墓葬、竹瓦街銅器窖藏），使“巴蜀文化”得到了考古學上的確證。其中對證實“巴蜀文化”最重要的是船棺葬的發現，為“巴蜀文化”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學證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由童恩正撰寫的“巴蜀文化”條目，大致反映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學術界對“巴蜀文化”的主流看法。不過現在看來，基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一係列的重大考古新發現，特別是成都平原及長江三峽的諸多遺址的發現與研究，對上述“巴蜀文化”的表述，應該有所改觀。巴蜀文化不僅僅是“巴、蜀兩族先民留下的”，應該說是“以巴、蜀為主的族群的先民們留下的”才更恰當。巴蜀文化不能僅局限於“物質文化”。巴蜀文化的分布範圍隻說“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內”是不夠的，應說是“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鄰近地區”。基於以上記述，把巴蜀文化的年代定為“其時代大約從商代後期直至戰國晚期”也不妥當了，應更正為“其時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第八章“夏商王朝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中，沒有“巴蜀文化”，而隻有“三星堆文化”。學者們多主張商代的蜀國就在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就是古蜀文明，這應該是符合目前占主流的學術觀點的。第十二章“兩周時期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中各地隻有以遺址地命名的辛店文化、寺窪文化、桃紅巴拉文化、楊郎文化等，而隻有第九節標出“巴蜀文化”。似乎把“巴蜀文化”弄成了文化大雜燴，當然不妥當了。如果把這個“蜀文化”也看成是較早時期的以“蜀”為中心的地域文化，那就更確切了。巴蜀地區的古文化有一個發展由來，可分為三段，隻有到了第三段才能稱為“巴蜀文化”。第一段以寶墩文化（含三星堆遺址第一期）為代表的是“先蜀文化”，相當於龍山時代。第二段以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為代表的是“古蜀文明”，相當於夏商周時代。第三段以巴蜀墓葬（一般都會出土巴蜀銅器的船棺墓、狹長土坑墓、長方土坑墓、土坑木槨墓、石棺葬、懸棺葬等）為代表的是“古巴國”和“古蜀國”境內的族群文化即“巴蜀文化”，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下限可延伸至秦漢。過去中國考古學的分期，現在情況有變，尤其是商周考古內的夏代與春秋戰國的內容大增。一般再分為兩段，即夏商考古與兩周考古。原來說“巴蜀文化”是建國以來商周考古的一大收獲，就不妥帖了，不如改為“是建國以來兩周考古的一大收獲”為宜。為“巴蜀文化”重寫一個修訂稿，以供大家討論：“巴蜀文化。中國西南地區以古代巴、蜀為主的族群的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鄰近地區。其時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前後延續上千年。從考古學上確認巴蜀諸族群的文化並形成巴蜀文化區，是建國以來兩周考古的一大收獲。”“巴蜀文化”應該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巴蜀文化”，即中國西南地區以古代巴、蜀為主的族群的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鄰近地區，其時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前後延續上千年。從考古學上確認巴蜀諸族群的文化，並形成巴蜀文化區，是建國以來兩周考古的一大收獲。“廣義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與重慶市兩者及鄰近地域在內的、以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為主體的、包括地域內各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由古至今的地區文化的總彙。（《“巴蜀文化”文化辨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