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章 《史記》校讀研究與史實考證(3 / 3)

羅培深的《論項羽“不肯過江東”的虛構》(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04)對於《史記·項羽本紀》中垓下之戰記載的真實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項羽到烏江邊上後不是不肯過江,而是無法過江,不得已而自刎身亡。當項羽逃奔至烏江邊,遇烏江亭長駕船在江邊守候,欲渡項羽過江,而項羽拒絕,最終隻將坐騎送走。本文認為這段描寫應為作者的虛構,不是曆史事實。主要理由有四:沒有旁證、烏江亭長是否確有其人、情節過於巧合、烏江亭長的行為不合常情。司馬遷虛構的原因在於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牽連,遭受了僅次於死刑的宮刑。這對他是極大的恥辱,這種內心極大的痛苦在司馬遷的心中,終於轉化為一種複仇的心理。這種複仇是通過《史記》的著述來完成的。在司馬遷的筆下,漢家統治者受到貶損,如寫劉邦的虛偽、狡詐、殘酷等。

李紹明《“禹興西羌”說新證》(阿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03)從阿壩州近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考古學新資料,茂縣和漢川花燈戲中歌頌大禹唱詞,以及重慶雲陽新近出土的東漢景雲碑等說明《史記·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確有依據。

張應橋的《西周衛國國君康伯懋事跡考》(文博/2006/06)考證了西周衛國國君康伯懋的事跡。康伯,名懋,是西周成康時期叱吒風雲的人物,衛國第二代國君,衛康叔元子,“八師”統帥。傳世文獻和金文均記載有其事跡。文獻中又稱其為康伯、王孫牟、康伯髡,金文中稱其為伯懋父、康伯。他生前曾統帥“殷八師”又稱“成周八師”南征北戰,東討西伐,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曾以司寇的身份主持官員之間的訟事等政務。死後葬於衛國墓地,即今河南浚縣辛村西周墓地。

張宗雲、郭永遠的《老子故地孝義村考》(光明日報/2006/01/23)通過查閱曆史資料和故地遺跡考證,老子避難在魯國的棲身之所,以及後來的隱居之處都是山東省平邑縣柏林鎮孝義村,老萊子即老子。老子的大半生都在孝義村度過,孝義村應是老子故地。

黃崇浩《屈原是否到過趙魏兩國》(光明日報/2006/05/12)從研究合縱連橫、屈原外交活動和理解屈原作品特別是《離騷》的主旨的角度考察,認為《史記·趙世家》“楚、魏王來過邯鄲”這句話不該被忽略。屈原不僅使齊,而且可能使魏、使趙。楚懷王十六年(前313)“楚、魏王來過邯鄲”,是繼懷王十一年“楚懷王為縱長”之後的又一重大外交事件,是六國合縱活動的延伸。《史記》將“楚、魏王來過邯鄲”一事置於《趙世家》而不是其他“世家”,正是司馬遷“互見法”敘事的一個例證。“楚懷王為縱長”,理當受邀前往。魏受秦的間諜張儀暗中播弄,雖貌似搖擺,實則恨秦,故亦在受邀之列。

對於我國牛耕始年約有以下諸說:州大學曆史係王星光從我國各地遠古時代石犁的出土,和世界牛耕出現的比較,把犁耕和牛耕加以區分,闡述了黃帝時代已有牛耕的可能,到商周時期不能廣泛應用的原因;沫若據甲骨文的“犁”字考釋提出牛耕在商代已經有了;楊寬提出春秋戰國之說。陳全方、陳馨《西周甲文中的牛耕》(農業考古/2006/04)認為,學術界對我國牛耕始年的看法還是有差別的,但認為在殷代已出現牛耕是大部分學者的意見,而對西周有無牛耕,且都未提及。近年來在研究周原考古隊發掘岐山鳳雛村西周甲組宮室(宗廟)建築基址西廂房11號窖穴出土的大批西周甲骨文中,發現其中第23片明確記載了牛耕之事。並認為,我國商周時期的牛耕問題是值得從多方麵加以研究的重要課題。

五帝研究

孫錫芳的《〈史記·五帝本紀〉五帝譜係合理性探究》(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02)認為,《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五帝譜係,曆來是學者爭論的焦點。從現存文獻記載歸納出的四種五帝譜係來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隻是個別世係略有差別。從民族學的角度及當時的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間並非直係血緣的父子、子孫關係,而是氏族、部落發展過程中的分裂與分化。五帝譜係不是五帝的家譜,而是對於中國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曆史發展軌跡的反映。

周及徐的《“炎帝神農說”辨偽》(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6)認為,“炎帝神農說”流行兩千年。然司馬遷《史記》無此說,且查檢先秦漢初的20多部文獻,言神農或炎帝50多處,神農與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時代特征、重大的行為和事件皆判然有別,是神農與炎帝為先後不同時代之人。“炎帝神農說”源於漢代劉歆,其《世經》以上古帝王世次附會五行說,捏造了“炎帝神農氏”。傳統的“炎黃子孫”的說法也是沿襲了“炎帝神農”在前、黃帝在後的錯誤。若依史實,隻當是“黃炎子孫”。

張維慎的《關於周人女始祖薑嫄的幾個問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6/04)認為,後稷本是其母薑嫄參加社祭後與某個姬姓男子野合而生,而史籍載為“履大跡”、“履大人跡”、踐“巨人跡”,完全是出於儒家崇聖心理而對野合的巧妙掩蓋;為了更神異其事,乃曰“履帝跡耳”,因為當時尚無“帝”、“上帝”的概念。薑嫄生活的時代,相當於中國古史傳說的堯、舜、禹時期。當時盛行普那路亞婚(即外婚製),民“知母不知父”,因而後稷被其母薑嫄拋棄,既不是因為他無父而生,也不是因為他要接受圖騰儀式的考驗,而是因為他出生時“胎生如卵”(帶胞生),形體異常,古人以為妖異而不祥,所以被拋棄。

魏嵩山的《虞舜行跡地望辨析》(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04)認為,據古史記載與民間傳說,古人以所居地為姓,虞即虞山,今晉南中條山區東段當是舜的原籍所在。今豫東魯西地區曾為有虞氏部族遷居,今濟南市南曆山很有可能為舜所耕。今運城市、永濟縣雖分別有鳴條陌和蒼陵穀,但誌書不言舜死葬於此,當地亦無此種傳說,不能因為肯定《孟子》而否定《山海經》與《禮記》諸書記載,合理的解釋隻能是鳴條當是蒼梧九疑山中地名,今湖南永州寧遠南九疑山當為舜所終處。舜死以後,後裔尚有分封,其地在今河南虞城、河南淮陽和山西平陸等地。

人物考證研究

於智榮的《“範雎”稱名考辨》(社會科學戰線/2006/02)認為,戰國後期,秦昭王時的宰相,被奉為應侯的範雎的名字,史學著作和史論文章或作“範睢”或作“範雎”,文章認為應作“範雎”,理由一是作為人名用字“雎”和“且”古籍中互為異文;二是據古人名的用字規律,“睢”當為“雎”之誤;三是清乾隆五十年,黃易等人於山東濟寧嘉祥縣紫雲山得範雎之像,字作“範且”。

王振中的《薑太公是山東土著薑姓嗎——與焦安南、李建義二位先生商榷》(新鄉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01)認為,有人認為薑太公是山東土著薑姓,甚至是山東日照市人,出於對《孟子》、《呂氏春秋》、《史記》等一係列典籍相關內容的誤解,有的屬於疏漏,有的屬於偏頗,但更深的原因,還是受了家鄉情結的製約,把薑太公的避居之所,提升到了祖居的地位。

李和山的《荀子生年及遊齊時間彙考》(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6/02)認為,荀子的生年及遊齊時間,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產生分歧的原因,在於對荀子遊齊時間的看法各異。通過進行綜合比較諸家說法,逐一剖析各自由來,根據《荀子》原書和史實,斷定荀子遊齊時間為齊襄王六年,並推斷其生年約在齊威王三十年。

趙金炎的《兵聖孫武的籍貫與奔吳內情》(海內與海外/2006/02)認為,孫武的籍貫是山東廣饒。孫武奔吳的原因是齊國內部四族矛盾激化。孫武奔吳的路線,據清代在今濟南市東之濟水旁(即今小清河岸邊)出土孫武私人印和孫星衍撰《家吳將印考》所證實,孫武是從齊國樂安(今廣饒草橋)乘舟順濟水經濟南東而奔吳的。

賀金峰的《陳勝故裏方城考》(開封大學學報/2006/01)認為,依據《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記載,結合筆者實地考察結果,證實中國曆史上第一位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的故裏,在今河南省方城縣境內。

杜長印的《莊周故裏新探》(中國曆史文物/2006/02)認為,“濮渠之側”、“曹濮之間”的李莊鎮李莊集村一帶,是莊周為蒙漆園吏、著書立說的主要活動地區。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在莊周垂釣濮水之處建莊子釣台,唐玄宗天寶元年(742)改莊子釣台,為南華觀的莊子廟村一帶,是莊周故裏。

白國紅的《晉文公“五賢士”考》(山西師大學報/2006/02)認為,晉文公即位前曾有過19年的政治流亡生涯,飽嚐顛沛流離之苦,但是,由於他身邊始終有一批忠實且頗具能力的追隨者,所以他曆難彌堅,流亡生涯反而成為他政治磨煉的課堂,為他最終歸國即位、稱霸諸侯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其追隨者中,為後世史家津津樂道的是“五賢士”,他們的忠貞、才幹不僅成就了晉文公對君位的追求,而且還塑造了春秋一代霸主。考證得知,晉文公“五賢士”當為:趙衰、狐偃、賈佗、魏武子、胥臣。其中,趙衰、狐偃、賈佗三人更為突出,在出亡途中就受到所經諸國君臣的讚譽,被稱為“卿材三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晉文公“五賢士”以他們的忠貞、才幹塑造了春秋一代霸主。

杜玉奎的《曾子故裏考》(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6/05)認為,曾子故裏南武城,即春秋之武城,鄫世子巫避難之所在,所處之費為子遊所宰之費,“居武城”“處費”均在其故裏,而非做賓師。據先秦秦漢史料及曆代名家考論,確證曾子故裏南武城,即今山東省平邑縣南武城。

步如飛、鄭曉華的《子夏裏籍考》(管子學刊/2006/04)認為,子夏是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晚年到西河教學,開創了著名的“西河學派”,為魏國的軍事政治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關於其出生地,眾說紛紜,文章通過史料對比和考證,證明子夏是衛國溫人,他到西河教授並不是回到自己的老家。

(韋愛萍 杜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