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史記》“為人”的敘事視角探析
作者：任剛
出處：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04
《史記》中有一種與其紀傳體體例密切相關的敘事視角，這就是“某某為人如何”、“某某何如人”、“某性如何”等諸如此類的表達法。這種視角是司馬遷把他體驗到的世界轉化為語言敘述世界的基本角度，是司馬遷喜歡用的一種敘事視角。這種敘事視角旨在直接概括傳主心理、性格、生理等方麵的個性特征。為人敘事視角是與司馬遷知人以知史目的相統一的新的敘事角度。司馬遷為人敘事視角內容的著眼點是人物的個性特征。這些特征有顯的，也有隱的。從全書有關內容看，顯而易見的有關體貌特征的概括與隱而不露的性格人品才能等心性特征的概括，數量差距很大。司馬遷重點關注的是傳主隱的、不易看到的方麵。這是因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內容是人，他達到此目的的手段是知人以知史。為人敘事方式塑造人物的作用。為人敘事方式最大的特點是直接點出傳主個性特征，片言居要，這對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是很大的。首先，全篇以為人為線索對傳主作明心見性的刻畫。司馬遷在知人以知史的前提下，以傳主為人為線索，把不同的事件貫穿組織起來，使文章成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從而寫出人物的心性特征，以此展現其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司馬遷用這種敘事視角從不同角度評價同一個人。在探究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前提下，每遇到該點出傳主為人的地方，司馬遷總要用為人敘事方式予以點出，提醒讀者，讓讀者沿著他指出的線索去把握曆史、把握人物，可以說這些人物塑造得成功，與使用“為人”敘事視角有直接關係。第三是簡析人物的個性。一般而言，這種方式不對人物的思想言行作詳細的敘述，也不分析其原因，隻是概述傳主的心性特點。但因為作者對人物研究得透徹，隻用幾句話就概括出其個性特征。第四是隨文的概括。這種方式大量地出現在行文之中。司馬遷認為沒有必要對人物的個性特征進行刻畫或簡述，就隨文點出以引起讀者的關注，作為一種點綴，它能使行文趣味橫生，興味盎然，印象深刻。在討論為人敘事視角塑造人物的作用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如下兩點：首先，盡管每一個人的個性是豐富多彩的，但必有一二居其主位，構成其主體性格特征，比如項羽的性格是英雄的，而劉邦的性格是無賴的等；其次，《史記》中的為人敘事方式有時與傳記的主體並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為人敘事方式所概括的特征，不在傳記中顯示，這種情況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題目：《史記》用典的文化與藝術價值
作者：張瀏森，李曉鵬
出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
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大量地采用和創造典故。這些具有生命力的典故的運用，使這部集中閃耀著中國傳統文化豐厚底蘊的經典著作，更具可讀性和趣味性。一、《史記》用典的情況。觀覽《史記》各篇，每篇各有主旨，但突出各篇主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用典故加以連綴與升華，使得作品不但人物或事件典型突起，韻味無窮，而且處處充溢著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吳太伯世家》以“季劄掛劍”這一典故來突出季劄的品行、學識與美德，以及遠見卓識。其一，突出季劄品行的典型事例是“季劄禮讓”。其二，吳國使派季劄於魯國，“季劄觀樂”這一典故彰顯其淵博學識。二、《史記》用典的文化與藝術價值。《史記》運用和創造的典故之所以涵蓋中華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除了司馬遷博采眾家之長、卓識古今的淵博學識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求真求實的筆法造化之功力。其一，詼詭諷喻。直喻、借喻和隱喻是司馬遷使用的三種表現形式。《殷本紀》“酒池肉林”、“褒姒惑周”直指統治者的荒淫無度、糜爛奢侈的罪惡行徑，可見太史公之良苦用心。《秦始皇本紀》“沙丘鮑魚”、“指鹿為馬”的典故，表現了太史公複雜的心情。其二，雄渾恣肆。《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完璧歸趙”讓人回味無窮。其三，沉鬱頓挫。“不食周粟”和“夷齊采薇”是太史公在《伯夷列傳》刻意載籍考信伯夷、叔齊二位賢士的事例。讀之讓人噓唏不已，蕩氣回腸。其四，曠達閑遠。太史公在寫人敘事的緊要關頭，有時會信手拈來，遂使人物故事更覺生氣遠出，而不留雕琢之痕跡，使人在閑適恬淡閱讀的環境中，愉悅地感受非人所能及的曠達與悠遠。綜上所述，詼詭諷喻、雄渾恣肆、沉鬱頓挫、曠達閑遠是《史記》用典手法的集中體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在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經典寶庫中，《史記》是經典的經典，而《史記》大量運用和創造的典故，則是這部經典的精華所在。
題目：《史記·五帝本紀》五帝說淺析
——兼論先秦時代產生的兩種五帝說
作者：孫錫芳
出處：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4
一、現存文獻中的“五帝”異說。歸納不同五帝說的源流，大致情況如下：第一，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說。明確提出此說的是《五帝德》。而這一說法完全得到鞏固的地位是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出現之後。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種五帝說。第二，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說。此說始見於《呂氏春秋》。第三，少昊、顓頊、嚳、唐堯、虞舜五帝說。這一說法，是根據西漢末出現的《世經》按五德終始說依五行相生次序所排定的一個古帝王係統而來的，並由《古文尚書·序》確定這一說法。第四，黃帝、少昊、顓頊、嚳、堯、舜五帝說。此即所謂的“六人五帝說”，由鄭玄主倡。第五，嚳、堯、舜、禹、湯五帝說。此說為王莽時所創，並一度定為國家典製，但隨著新朝滅亡，即被廢棄。第六，黃帝、少昊、顓頊、嚳、堯五帝說。此說來源於南朝梁的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二、各種“五帝”說產生之原因。從上述幾種主要的五帝說的源流來看，隻有第一、第二兩種五帝係統屬於先秦時代人們對於五帝的認識，而第五種、第六種屬於後世的發揮和利用，政治目的比較鮮明，第三、第四種說法都來源於《世經》。我們研究《史記·五帝本紀》的五帝說，主要應與先秦時代的另一五帝說——《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月令》中的五帝說對照研究。三、《史記·五帝本紀》說。先秦五帝說可以並存。從以上論述可知，先秦的兩種五帝說是在不同原因和曆史背景之下產生的，由不同的書籍記載並流傳。《五帝德》、《世本》、《史記·五帝本紀》屬一脈相承，他們所舉的五帝主要是說有此五位大帝，並前後相承。《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所舉的五帝主要是指示他們的神聖職務，分主五方。徐旭生所言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趣”，也就說明這兩種說法主要是指東方的五帝被看做為人帝，西方的五帝被看做為神帝。在《白虎通義》中，明白地雜用兩說也可說明兩種五帝說是並存的。而太史公在作《五帝本紀》時隻采人帝一說，也正反映了他“擇其言尤雅者”的思想。這也隻能代表當時流傳五帝說中的一種。司馬遷的這一結論並非憑自己的推測和臆斷，而是通過實地考察，加上鑽研文獻才得出的。《史記·五帝本紀》采納了其中一種，可以說其文獻根據是充分的。也正是因為如此，第一種五帝說的地位在《五帝本紀》以後得以鞏固和確立。
題目：從《史記》采撰特點看司馬遷的史學思想
作者：金久紅
出處：北方論叢/2006/04
太史公著書，廣稽博采，兼容並蓄。一、《史記》中的口傳史料。對口傳史料的取信，是人們在曆史長河中對遠古口述傳統的不自覺的回應與延伸。在《史記》中，司馬遷大量運用了口傳史料，此類的實例可謂不勝枚舉。二、《史記》中的文字史料。他們的互相參校、彼此印證，都無疑會幫助人們距離曆史的真相愈來愈近。這種兩相印證的意識在《史記》的敘事中體現的是非常鮮明的。而與口傳史料印證文字史料相對，用較為可信的文字記載來糾正口傳的謬誤，就是太史公追求史實真實的另一種重要手段。三、司馬遷的史學思想。人們對文字史料的推重是古已有之的，但對口傳史料廣泛采錄，並對其信實性給予充分肯定的，卻要首推《史記》這部集大成之作。通觀《史記》全書，口傳史料作為文字史料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補充，在通篇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殷商前期，如果沒有口傳史料的流傳，饒是太史公有生花妙筆，這段曆史怕也無處著落。即便是文字時代的曆史，口傳史料在《史記》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或缺，至若武帝時代，那就更顯彌足珍貴。而且，由於太史公在史料采錄中一直本著一種極謹慎的態度，靈活考辨，精審取舍，所以他所采錄的口傳史料可信程度比較高。《史記》一書的史學成就舉世公認，而它之所以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口傳史料與文字史料的成功的綜合運用。在內容上，互相補充，彼此參校；在優勢上，各展其長，相輔相成。這雖然隻是《史記》采撰特點中的一個方麵，但是，從這個視角深入下去，我們對太史公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多少也能窺得豹之一斑。在這種采撰處理中，司馬遷對各種來源的史料，都能采取開放的兼容並蓄的態度，絕非如漢代經師儒生那樣株守一家一說，拘執師訓家法，抱殘守缺，因陋就寡，展示了他作為一位史家的博大胸懷，也體現了他學者的勇氣和卓越的曆史識見。
題目：古文批評的“神”論
——茅坤《史記鈔》初探
作者：鄧國光
出處：文學評論/2006/04
一、序論。茅坤極推崇《史記》，其《唐宋八大家文鈔》往往以《史記》為權衡。其所編的《史記鈔》，所標榜的“史公風神”極為關鍵。疏理茅坤的古文批評，不能忽視《史記鈔》。
二、《史記鈔》的流傳和性質。《史記鈔》凡92卷（包括首一卷），明萬曆三年茅坤自刻，入清以後，《史記鈔》已不太為文人學士所注意。“四庫”館臣亦不予采錄，隻在《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的“史鈔”類“存目”。置於“存目”，已被判定為可有可無之間，其書之能夠傳世，實屬僥幸。茅坤編纂《史記鈔》，旨在展示《史記》文辭所蘊的“神”，以對治複古文論的視角，而非考史或刊正舊史。《史記鈔》的正文，每篇作品皆施圈點和批評。茅坤於“引言”交代成書的經過，強調書中的評點批注都是經長時間誦習和思量的心得，並非如《提要》所言的“施評點”。
三、《史記鈔》的“神”義。其一，遺“形”取“神”。茅坤《刻〈史記鈔〉引》強調司馬遷文章的“神”，以對治複古派在修辭層麵上的“尺尺寸寸”。茅坤突出主體的開創能力，同時肯定融通前修。就茅坤所遣“神”字的批評觀察，“神”可衍為“神理”、“風神”“神色”，借敘述的筆墨加以顯示。有“神”的文字敘述，包含三方麵的內容：一是敘述者的文字技巧。茅坤指出司馬遷下筆有“神”，卻不是篇篇如是。二是敘述對象本身有“神”。三是批評者的領會。其二，“真景”。茅坤強調讀者“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此“真景”存在於《史記》的敘述，是司馬遷的長技。“真景”是如實示現。茅坤於《唐宋八大家文鈔》、《史記鈔》中好用“摹寫”、“如畫”之類的詞彙，以畫法的觀念比喻文字的敘述。“真景”可說是“摹寫”和“如畫”的概括。其三，“生色”與“涵濡”。摹畫生色，是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和《史記鈔》的常用評語，也是以畫論文的手法，以特顯敘述文字的靈動和活潑。茅坤未直接闡明“真景”的意義，卻以讀者的強烈情感反應襯托《史記》文辭的巨大感染力。其四，因“味”入“神”。茅坤處於傳統文論的大背景中，以回味式的“涵濡”開出其古文批評，是繼承和創新的範例。《史記鈔》強調“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遊而深交之者”，本著“知音者”的同情和理解，所品的味方真切而雋永。經過品味式的“涵濡”，最後“打成一片”，擴充了精神的空間維度，亦充實了認識的內涵。對於司馬遷文章的“神”之躍進讀者的感情世界，正是基於茅坤的寫讀體驗。這是講究讀者反應的中國古代文論的“味”的大傳統中衍生的觀念。
題目：《史記》十表總論
作者：韓兆琦
出處：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6
《史記》十表是司馬遷在史學上的一大創造。一、《史記》十表總論。第一，《三代世係表》。本表示以“世”為計時單位譜列遠古曆代帝王與大國諸侯的傳承次序，因為這些帝王與諸侯都年代過於久遠，有的隻是一種傳說中的人物，沒有什麼史實可講，隻能粗略地排列出它們之間的先後傳承次序。第二，《十二諸侯年表》。此年表的設計、安排，由於有《春秋左氏傳》詳實史料為基礎，因此全表就其整體而言是很好的，但其中嚴重的錯誤也有數端。第三，《六國年表》。因為該表所反映的是秦國吞並東方六國的過程，而且此表的材料又基本來自《秦紀》，所以秦國的地位自然不能與東方六國相同。第四，《秦楚之際月表》。由於秦楚之際的諸事紛繁，變化極快，單用“年”來劃分不容易看清過程，故史公以“月份”為單位。稱“秦楚”而不稱“秦漢”，主要是在於突出陳勝、吳廣、項梁、項羽這一群“楚人”的滅秦之功。第五，《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在此表中，司馬遷對於漢代建國以來曆朝皇帝都分封一些異性或同姓人為王的問題，從製度上並沒有明確地表示過讚成或反對，他所感慨的是這些被封為諸侯王的倒台、被滅竟是電光一閃似的如此之快。第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馬遷將漢代列侯絕大多數迅速滅亡的原因歸結為：一是由於最高統治者的“網亦少密”，一是由於諸侯們的“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這實際上是對最高統治者的指責。第七，《惠景間侯者年表》。此表應於《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等對比閱讀，以便對漢代的封建製度有個全麵認識，本表對漢朝曆代皇帝的批評較多。第八，《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從該表序言的表麵文字看，司馬遷引古證今，好像是在為漢武帝征伐四夷尋找合理根據，實際上，結合《史記》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這篇表序有諷刺意義。第九，《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本表譜列了漢武帝接受主父偃建議實行“推恩令”所封的各諸侯王的兒子共163人為侯，與這些列侯的發展變化情況。第十，《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本表以年份為計時單位譜列了上自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成帝鴻嘉元年（前20）共187年間“將相名臣”的更迭情況。二、《史記》“十表”的意義。第一，它補敘了許多“本紀”、“世家”、“列傳”所沒有說到、或沒有說清的事情。第二，許多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分散在各篇人物傳記裏，不容易使人感到事態的突出與嚴重；一旦分門別類地加以表列，事態就立刻顯得觸目驚心了，枯燥的文字立刻增加了感情色彩。第三，通過對《史記》人物傳記與《史記》諸表的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馬遷遴選人物的標準與其獨特的傾向性。
題目：略論司馬遷天人思想的特點及其成因
作者：劉建民
出處：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6
“天人之際”在司馬遷思想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一、關於“天”和“人”在曆史變化中的作用。《史記》裏有很多直接的論述，通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初步判斷它們各自適用的範圍。《史記》用“天”來解釋曆史變化，主要有以下幾方麵：政權的更替；治理國家；個人命運；自然現象。在《史記》裏，“人”在曆史變化中的作用通常表現於以下方麵：個人命運；邦國興衰；自然現象。通過上麵的分析，我們發現《史記》解釋曆史變化的時候，“天”和“人”適用的方麵並無很大差別，它們都可以用來解釋邦國興衰、個人命運和自然現象。這意味著，從適用範圍的角度，司馬遷並沒有區分這兩種因素。有的地方，《史記》強調“人”而明確地否定“天”。有的地方，《史記》否定“人”的因素，而強調“天”。二、《史記》用“天”和“人”對曆史的解釋。《史記》用“天”和“人”解釋曆史變化，沒有區分兩者的適用範圍；即使對於同類史實，也是時而“天”重於“人”，時而“人”重於“天”，一點也不固定。可見，司馬遷對於“天”與“人”在曆史運動中作用的認識，多半針對具體史實而發，要麼不夠一貫，要麼不夠普遍。在這點上，他和某些前賢明顯不同，比如周公和賈誼。在《尚書》裏，周公提出天命人心說，並一直用它解釋政權的興衰。賈誼《新書·大政上》中認為，民為國家及君主之本、之命、之功、之力，與民為仇，遲早必亡，不是隻有一代或數代如此，而是自古至於今都這樣。三、史學家的特質。司馬遷對“天”、“人”在曆史變化中作用的認識，既不一貫，也不普遍，是由其作為史學家的特質決定的。周公是位政治家，關注的是現實政治，雖然他講了不少天命人心的道理，但真正在意的不是這種理論的正確性，而是它能否對夏、商、周三代興替的曆史作出讓人們接受的解釋。道理和史實之間的這種關係，不允許周公的觀點自相矛盾。因此，他的天命人心說的一貫性，當歸因於其政治家的身份。賈誼是思想家，他以邏輯上的概念、判斷和推理作為工具來論證自己所理解的曆史精神。司馬遷與周公、賈誼都不同。他是曆史學家，要從眾多的具體史實歸納出一般的結論，是司馬遷作為曆史學家所特有的方法。《史記》“天”、“人”思想的不一貫，不普遍，正是這種方法所導致的。
（馬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