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史記》“尚奇”的深層原因初探
作者：蔣玉斌
出處：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3
《史記》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層原因主要有：一、儒家的苦難意識。儒家的苦難意識，是《史記》尚奇特征生成的重要文化原因。司馬遷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儒家所強調的苦難意識也必然潛移默化滲透於其作品之中。所以，司馬遷在人物傳記的尚奇描寫中特別關注人物的苦難經曆。司馬遷在描寫這些人物時，特別著意描寫了他們的苦難經曆，在苦難中他們成就了自己的非凡才能，其意在預示他們將來的不同尋常，也一定程度地闡釋了他們非同尋常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民間敘事文學的浸染。民間敘事文學的浸染，是《史記》尚奇特征生成的又一文化原因。漫遊使司馬遷與普通老百姓有了更為直接的接觸，聽他們講了許多民間神話與傳說，感受到了濃鬱的民間文化氣息，而民間敘事文學的熏陶則直接影響了《史記》在撰寫人物方麵的尚奇傾向。在《史記》的尚奇描寫中，司馬遷特別著意於描寫成功人物少年時代或青年時代的傳奇故事，以此預示此人物將來不同凡響的業績。三、“士”的價值體認與追求。司馬遷對“士”的價值體認與追求，是《史記》尚奇特征生成的內在心理機製方麵的原因。司馬遷受宮刑以後，在政治上是極端失意的，但其“三不朽”的心理需求卻更加強烈，這種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史記》尚奇特征的生成。司馬遷以崇敬的心態描寫這些“三不朽”人物的傳奇功業的時候，暗示了司馬遷自己希望通過《史記》的創作而達到像那些偉大人物一樣成就“三不朽”的心理需求。四、對天命的信奉。司馬遷對天命的信奉是《史記》尚奇特征生成的思想方麵的成因。《史記》作為我國優秀的傳記文學，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尚奇”傾向，幾乎成了後世敘事文學或隱或現的一種自覺追求，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作品都深受其影響。中國讀者在欣賞敘事作品時，尤其關注情節的傳奇性。可以這樣說，《史記》在培育中國讀者“尚奇”的閱讀期待方麵，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對《史記》“尚奇”成因的探討，有助於人們深入地理解司馬遷的思想，更加準確地把握《史記》的文化內涵。
題目：司馬遷寫老子
作者：陳桐生
出處：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6/03
老子在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對於這樣一位深刻影響戰國秦漢政治文化學術的思想巨人，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他第一次為老子作傳，在其他曆史人物傳記中多次征引老子名句，高度評價漢初黃老政治的成果，並運用老子柔弱勝剛強的人生哲學評價曆史人物。一、關於老子其人。由於史料缺乏，司馬遷對老子的生平事跡並不十分明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述了三個老子：一個是出生於楚苦縣厲鄉曲仁裏、身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李耳，也就是先秦典籍中多次提到的老聃。第二個是楚國的老萊子（今湖北棗陽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第三個是戰國時期的東周太史儋。盡管司馬遷筆下的老子為後人留下了許多疑問，但這畢竟是唯一的老子生平事跡記載。二、司馬遷征引《老子》語句。司馬遷在《史記》中經常引用或點化《老子》一書中的語句，《太史公自序》：“運籌帷幄之中，製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語出《老子》第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這些材料表明，司馬遷對《老子》一書極為熟悉，信手將老子語錄寫入《史記》人物傳記之中。三、司馬遷論黃老之治。司馬遷在《史記》的一些篇章中記述並肯定了漢初黃老之治的成果。文景之後，漢武帝內興功利、外伐四夷，造成國庫空虛民生凋敝，這與黃老思想統治下的漢初社會形成極大的對照。而在漢武過度勞民、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之後，司馬遷在《史記》中實錄了漢武政治的種種弊端。從《史記》記事傾向來看，司馬遷可能希望在儒學積極有為的旗幟下酌取黃老學說，找到一條既積極有為又兼顧民生利益的治國路線。四、司馬遷論老子人生哲學。司馬遷在人生哲學上服膺老子以柔克剛之術。《史記·留侯世家》、《史記·陳丞相世家》通過記載智者張良、陳平事跡，為老子人生哲學作了生動詮釋。與張良、陳平成功運用老子柔弱處世之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韓信、周亞夫、項羽、竇嬰、灌夫等人則是自矜、自是、自彰、自明，由此而招致禍患，最終導致了他們覆滅的下場。司馬遷在這些曆史人物的傳記中，運用老子的思想學說分析他們失敗的原因。戒盈持滿，是老子人生哲學的又一要義。司馬遷在《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史記·李斯列傳》中，通過曆史人物的命運詮釋了老子的人生哲理。司馬遷在吸收老子思想的同時，批評了老子倒退的政治主張。
題目：《詩》亡然後《春秋》作
——關於史記學論域及其學術文化價值的曆史思考
作者：黨藝峰，黨大恩
出處：渭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
一、《史記》寫作的學術文化背景。任何一個民族的學術思想史必然以神話時代的結束作為自己的起點，這個起點形成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的全部主題和它直麵所有偶然遭遇侵襲必需的精神力量。先秦諸子建立的各種不同觀念係統歸根到底是神話消亡時代的學問。諸子學問的敘事方式是一種特殊的闡釋學策略，這種策略在自身的演進過程中有一個基本趨勢，逐步生成閱讀文化的人文主義意味。閱讀是個體性的行為，它借助於文本建立個體和文化傳統的聯係，因此形成閱讀本身的雙重意義：閱讀首先是“人與神的談話”，其次是在閱讀中建構起主體性意識。閱讀的雙重意義體現在漢代經學思維方式之中。如果說先秦諸子觀念的思辨意義表達出抵抗虛無主義的人文學想象力，那麼由其敘事學方式演化出民間閱讀空間形成之後的今古文經學的不同趨向及其融合的可能性就具有明確的實踐意義。《史記》的寫作背景正是從先秦諸子開始到漢代今古文經學的融合這一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思想史進程。二、《史記》的敘事特征和“史記學”論域的構成。《史記》一直被看做典型的通史敘事，而在理解通史敘事特征時基本上是從兩個方麵把握的：一個是時間斷限，強調從民族起源到當代的連續性，另一個是觀念的會通。這種觀念忽略了《史記》本文所明確限定的敘事起點和終點。作為《史記》敘事的起點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從神農氏以後。但是神農氏在《史記》敘事中隻是一個時間符號，缺乏具體可感的內涵，因此它可以是任何一個時間，換句話說，從神農氏以後也就是從此以後。從整體上看，《五帝本紀》構成了神話消亡的基本過程的敘事，也構成了貫穿《史記》全部敘述的基本張力結構。拒絕整體性的敘事方式和特殊的敘事者身份的結合奠定了《史記》的闡釋範圍。三、“史記學”學科史及其當代意義。《史記》完成了對先秦諸子觀念的全麵繼承，同時開拓了一種傳統。在《史記》敘事學內部完成的從曆史哲學向政治神學的引渡之後，它已經限定了自己古典學術背景中被關注、被闡釋的言路。從司馬遷到陳壽，他們都以私人身份撰寫曆史，但是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他們的個人命運的悲劇性。
題目：簡論《史記》的修辭與“不隱惡，不虛美”的關係
作者：王曉紅
出處：社會科學輯刊/2006/03
著力體現實錄精神，大膽使用審美性修辭兩方麵統一在《史記》創作中，構成了其獨有的敘事風格。一、從作者的創作動機、創作構思入手，探究《史記》的修辭與“不隱惡，不虛美”的關係。修辭手法和“不隱惡、不虛美”實錄原則都是在具體的創作實踐過程中實現的，二者關係的構成和處理取決於作者的創作動機。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傳之於後世以明其誌，這是司馬遷最大的人生願望。撰述信史、美文構成了司馬遷創作的雙重目標。著力體現實錄精神，大膽使用修辭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是作者獨特的創作構思所決定的。因此，作者在具體創作過程中，主動自覺地將“不隱惡，不虛美”實錄原則與修辭手法的運用結合起來，使《史記》最終成為文史結合、質文結合的典範。豐富的修辭手法，正是作者激活曆史，生動地再現曆史，實現自己審美理想的重要手段。二、從分析《史記》文本入手，探究《史記》的修辭與“不隱惡，不虛美”的關係。《史記》大量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法，而修辭手法在人物塑造、敘事狀物、抒情表意等諸方麵發揮著作用和功能。在人物塑造上，“不隱惡，不虛美”的實錄原則具體到人物塑造上，作者堅持客觀公允的評判人物標準，是“就其反映的曆史本質而言的”。修辭手法的運用，主要在人物刻畫的細節上，它不僅不會衝擊曆史真實，反而還原和重現了曆史人物當時的神態性情，寫出人物的性格，畫出人物的靈魂，做到“保鮮歸真”，使作者筆下的人物成為超越曆史人物本身的價值而成為千古傳誦的人物。在敘事上，司馬遷在具體創作中，一方麵堅持實錄，既“忠勤與事實”，按照曆史進程敘寫複雜史事，做到線索清晰，一目了然；又堅持對事件客觀的是非評判標準，做到“事情說清，態度明朗、標準客觀”；另一方麵，在事件具體敘述上，司馬遷不再停留在古代史官對重大事件單純的記述和敘事上，而是以精心選擇的客觀事件為線索，以巧妙精到的場麵、生動形象的細節、豐富多彩的故事充斥其間，並且力求行文生動流暢。在抒情表意上，作者很好地將情感的表達與實錄原則統一起來。這種統一是以尊重客觀事實為基礎，修辭手法成為作者表達強烈感情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手段，它不僅沒有影響實錄原則的實現，反而更好地幫助讀者解讀曆史本身，引導讀者理解曆史事實的本質特征，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回味曆史，受到感染而產生心靈的震撼。
題目：《史記·孝文本紀》散論
作者：楊燕起
出處：渭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
一、通過《史記·孝文本紀》與《漢書·文帝紀》的比照，可以看出“遷書體圓用神”、“班氏體方用智”的差異。首先，《史記》設本紀是以之為全書之綱，其主要作用是顯示出天下的發展大勢，表述出德力轉化影響朝代興亡的思想觀點，在這樣的發展環節中，《孝文本紀》有其特別重要的意義。而《漢書》斷代為史，在體製上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且班固也缺乏和司馬遷一樣的史學統領識力，自然不可能將《文帝紀》作如此看待，也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其次，基於曆史事實的發展觀。《史記》努力塑造出文帝的仁德形象。本篇為事實發展、形象塑造與理想寄托相結合的令人讚歎的華章。班固《漢書》創製有其新意，書誌、列傳更趨完備。為體例的需要，它必然會將相關的內容集中在一起，故將《孝文本紀》中的一些內容移到了他篇，並為《文帝紀》增加了《史記》所不願記不必記或缺載的某些敘事，以完成它自身應具的合理性。這樣，《漢書》體例規整了，也可以使人們讀到更多的曆史記載的內容，但是它無法顧及《史記》突出文帝盛德形象的意圖，結果是追求理想仁君的境界、效果也就不見了。最後，《漢書》的增改，完成了從《史記》創設的本紀到《漢書》成為後代史書範例的本紀的過渡。二、《史記·孝文本紀》記事的再思考。文中記事表現出劉恒就位時的人心向背、其思想借鑒中所閃動的曆史底蘊的餘光和能自主協調政事的膽識。《史記》記載文帝即位才三個月，有司就提出立太子之事，文帝就此發表了一些看法，這其中揭示了更深的思想文化轉折的內涵。又記載了文帝因災變而調整政事的曆史，這一記載，是涉及此類問題的帝王作為的正史文獻之始見。這一趨勢發展到漢武時期，而有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學說相結合的《春秋》公羊學理論卻將它推向極致。從這樣的曆史進程看，文帝這方麵的言行正好是漢初守成積聚期的一種極好過渡，其社會曆史意識也正好表現出這樣的時代特色。這又恰恰是《史記》為此記事的用意所在。三、對於漢文帝的政績，在司馬遷筆下表現出如下的特色。首先，漢文帝的諸多作為是守成中透視著創意。其次，著力於寫文帝愛護黎民。再次，表彰文帝的節儉淳樸，“為天下先”。文帝在因天災自省時，曾經減少了宮廷的護衛和太仆使用的馬匹。最後，寄寓著批評武帝的明確用意。四、通過將本篇與《秦始皇本紀》進行局部比照，從這一比照中，使人們可以認識到帝王的生死觀，及其或是節儉或是揮霍的處事態度，對於影響國家興亡的重大意義，也是值得關注的。這正是司馬遷要詳細記錄下文帝遺詔的用意之所在。
題目：漢興百年與司馬遷對當代史的研究
作者：張強
出處：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
漢興百年的曆史作為《史記》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司馬遷研究興衰之理的重要載體。從這一意義上講，深入分析和研究司馬遷漢興百年的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一、漢興百年的曆史分期與司馬遷的思想原則。《史記》貫通約二千三百年史事，而隻有一百年左右的當代漢史，無論篇什和字數均占了全書之半，這是值得注意的。在《史記》中，司馬遷一以貫之的思想是“通古今之變”，在這裏，“變”的思想內涵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敘述從古到今的人事，找出曆史變化的規律；二是將“通古今之變”與“略古詳今”結合起來，以麵向未來提高考察曆史的質量。史述雖然是《史記》的基本構成，但更重要的是，司馬遷希望通過反省曆史，把“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與漢興百年的曆史變遷結合起來，讓史學承擔哲學的責任。對於漢興百年的曆史，司馬遷采取的辦法是將漢興百年劃分為三個曆史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從劉邦爭天下開始，其時間集中在劉邦一朝；第二階段的上限從惠帝劉盈即位開始，下限至景帝劉啟一朝；第三階段為武帝劉徹一朝。百年漢史特別是漢武帝一朝的事跡是司馬遷關注的重點。在當代史的研究中，司馬遷最關心的是如何把“通古今之變”哲學思想貫穿於曆史的著述之中，從治亂中找出盛衰之理，以“變”的觀點觀察天下興亡的大勢，是司馬遷研究曆史的出發點。二、李陵之禍與司馬遷的當代史研究。漢武帝一朝既是漢王朝走向鼎盛時期的年代，也是漢王朝顯露盛世下的危機的年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則有可能使司馬遷將他的哲學之思轉向當代。在這中間，因李陵事件慘遭腐刑，是司馬遷深刻反省漢興百年之得失的加速器。正是因為有了這一事件，司馬遷才會“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將關注當代史的重點轉移到“物盛而衰”的方麵，將漢興百年特別是漢武帝一朝的事跡作為重點研究的對象。在當代史的研究中，司馬遷采取的筆法主要有三個：一是以對比的手法談論人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以曲筆書寫人物事跡；二是賦予曆史的敘述以哲學的品質，以“太史公曰”提出個人見解；三是將當代史的研究放到通史的大背景下，把對曆史的思考凝結為對社會人生的關懷，縱論天下興亡之理。三、曆史循環論與司馬遷對當代史的研究。司馬遷曆史學的研究方法是曆史循環論。司馬遷抓住“曆史循環”的大勢，將社會變化的法則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曆史哲學觀。這一曆史哲學觀不但成為他研究曆史的方法，而且還指導著他從事對當代史的研究。司馬遷曆史循環論的思想主要有四個來源。其一，來源於《周易》及闡釋《周易》的著作《易傳》。其二，來源於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其三，來源於孔孟。其四，來源於董仲舒。從“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出發，司馬遷在敘述當代史時把握了三個重點：一是劉邦建漢前後的事跡；二是文景時期的事跡；三是漢武帝一朝的事跡。這三個重點明顯地詳於司馬遷對上古史以及近代史的敘述和研究。
題目：司馬遷《史記》引用《詩經》論略
作者：淩朝棟
出處：渭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4
司馬遷在撰寫我國第一部遠古到西漢武帝時的史書《史記》時，從《詩經》中間接和直接吸收引用了許多素材，同時以曆史寫實的手法闡發詩意，展現史學家之詩經觀，使這部文學經典和他的史學經典在一起碰撞時產生了映照千古的光芒。一、《史記》引用《詩經》的方法與內容。《史記》引用《詩經》詩句的方法不外乎有兩種：一種是間接引用。根據《詩經》的史實寫史，從《詩經》中取材以豐富其史料，在行文中一般不能找到《詩經》的詩句；另一種是直接引用詩句，能在行文中找到相關的詩句。這種據詩寫史的方法，間接把《詩經》中的有關部分篇章作為史料的情況，可以從兩方麵得到證明：一方麵是司馬遷本人在其敘述中明確指出使用《詩經》裏的內容；另一方麵是通過後人對《史記》中相關章節的詮釋，包括正義、索引、集解等，我們方可明白作者取《詩經》中的內容。後一種方法為直接引用《詩經》詩句的方法。這種方法往往是敘事在先，引用《詩經》詩句在後，用詩句印證自己的觀點，多為斷章取義，迎合作者對史實的判斷。當然也有個別的情況與此相反，先引詩句，再敘史實歸納自己的看法。二、引用《詩經》作用與影響。司馬遷《史記》引用《詩經》具有一定的作用與影響。既揭示了早期文學與史學的不可分，又反映了司馬遷的史學觀與詩學觀，從而使《史記》與《詩經》這兩部史學經典與文學經典的研究工作互相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其作用和影響表現為，對先秦典籍引詩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其次，是以詩證史的先聲。最後，《史記》中的許多相關論斷影響了我國詩經研究。此外，《史記》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也豐富了史學著作的文采。這種引用詩句入史的方法，對《漢書》及後代許多史學著作有所啟發與影響，從而保存了早期的文學作品，同時也使史學著作增添了更多的文學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