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司馬遷對漢代經學的傳承與超越
作者：劉鬆來
出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1
司馬遷既受經學多方麵的影響，又表現出了超越經學禁錮的文化創造精神。一、經學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就司馬遷的思想和他創作《史記》的情況而言，經學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司馬遷崇拜孔子，服膺董仲舒，表現出了與漢代經學之士十分接近的文化價值取向。第二，司馬遷推崇《六經》，特別是《春秋》，有著與漢代經學家大致相同的文化學術淵源。在漢代今文經學思想體係中，《六經》中的《春秋》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司馬遷則主要是以《春秋》為準則，努力從曆史的興衰中闡述興亡成敗之理。第三，經學觀念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其一，天人政治觀的影響。其二，經學曆史觀的影響。其三，經學倫理觀的影響。二、司馬遷對經學的超越。作為一個生活在儒學開始走上獨尊時代的學者和思想家，司馬遷受到經學的影響完全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很大程度上又恰恰體現在他不是被動地接受經學的影響，而是大膽突破經學觀念的束縛，表現出一種文化創造的強烈欲望。第一，“究天人之際”對經學天道觀的超越。這是司馬遷受到今文經學天人感應學說影響之後在曆史哲學方麵的必然選擇。忠於史實、主持公道畢竟是司馬遷始終不渝的著史原則。當他用這一原則去觀照許多曆史事件和人物命運時，其經學天道觀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動搖。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各類悲劇人物人生價值的充分肯定，實際上就是對善惡報應的經學天道觀的大膽超越和有力抨擊。第二，“通古今之變”對經學曆史觀的超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創作目的，必然促使他在《史記》的著述過程中突破曆史循環論的限製，努力探尋社會曆史發展演變的客觀規律。在《史記》中，司馬遷對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解釋，已不再囿於曆史循環論，而是充分肯定人在曆史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三，“成一家之言”對經學話語壟斷的挑戰。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至少包括以下兩層含義：首先，“成一家之言”意味著對“儒學獨尊”的消解。其次，“成一家之言”表現出司馬遷強烈的文化創造意識。強烈的文化創造意識使司馬遷不滿足於傳統史書的著述體係，而是創造出紀傳體這種全新的史書體裁。紀傳體的出現既是對《春秋》之類編年體史書敘述結構模式的全麵突破，更是對經學話語方式的大膽挑戰。
題目：論司馬遷的文獻學成就
作者：紀麗真
出處：齊魯學刊/2006/01
司馬遷的《史記》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對古文獻的大量保存。第一，集納古籍，保存文獻，客觀上起到了《藝文誌》的作用。為寫成“信而有征”的史書，司馬遷對當時見存文獻進行了大量征引和考辨。從某種程度上說，司馬遷是在中國文獻學史上第一個係統做此工作的人，從而為後世保存了豐富的文獻。第二，輯佚古書，辨別真偽。《史記》中常常寫到“餘讀某書”或“某書世多有”一類的話，這是司馬遷對其當時所見書籍的記載；《史記》中還常常提到某家某書有若幹篇、若幹章或者多少言，如果將這些資料彙集起來，性質上也就猶如班固《漢書·藝文誌》和劉歆《七略》的著錄群籍，記明卷帙。第三，對當代文獻的保留。重視“實錄”的文獻觀，使《史記》比較真實、全麵地保留了上古至漢初三千年的曆史，為我們研究先秦文明史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二是對古文獻的考信態度。第一，以實地調查考信文獻。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司馬遷既博覽群書，又壯遊各地。在漫遊過程中，通過對曆史故址的實地考察，以及向熟悉曆史事件的人們進行調查，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並用這些史料與古籍所載互為參證，或印證了古史，或補充了曆史記載的內容，或糾正了古書記載的訛誤，大大提高了《史記》記載曆史的真實性、可信度。第二，對文獻進行互考時，堅持采儒家文獻。對於時代久遠、文獻不足的曆史，司馬遷則通過自己的鑒別，多采重曆史、重文獻的儒家經典，以此來彌補曆史的缺失。第三，堅持“多聞闕疑”。對於文獻不足、沒有定論的曆史，司馬遷則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采用“疑則傳疑”的方式傳載。三、以文獻為基礎的目錄學成就。第一，創立發凡，方便檢索。司馬遷融會貫通，參酌古今，在綜合前代史書各種體製的基礎上，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創立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對人物、事件、學術思想等進行科學分類，編述了貫通古今的通史《史記》，成為文獻學和史學史上的一大創舉。第二，重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司馬遷非常重視對各種學術流派、社會現象和事物性質的辨析考察。
題目：多元與整合：從《自序》看《史記》的文化意蘊
作者：張新科，劉寧
出處：中國文化研究/2006/02
《太史公自序》不隻是司馬遷的自傳，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主旨，濃縮了《史記》的文化意蘊，通過解讀此篇，可以呈現《史記》中蘊涵的多元文化。一、《自序》按其敘述內容可分為七大部分：《自序》第一部分是司馬遷追述自己的家世。透過文字，我們看到其家世背後多方麵的文化意蘊。其一是與楚文化的淵源關係。其二是史官文化的基因。其三是兵學、經濟學的家學淵源。《自序》第二部分是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這篇學術論文收入《自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其一是表現了子文化的特征。其二是就論文本身而言，它體現了子文化的發展軌跡。《自序》第三部分是司馬遷20歲的壯遊。關於這次壯遊，如果從文化發展角度看，其意義在於：從地域文化來看，對司馬遷產生重要影響的是多元文化；這次漫遊的又一重要收獲是民間文化的熏陶。《自序》第四部分是司馬遷受父遺命。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是儒家孝道文化的影響。其二是《史記》創作的政治文化背景。其三是司馬談不能參加封禪大典，鬱鬱而死，這背後的原因令人深思，折射出武帝時代的文化特征：人們對天地的態度仍然非常虔誠。其四是司馬遷樹立了整理六經的目標。《自序》第五部分為答壺遂問，明確表達了司馬遷的曆史觀。第六部分敘述自己發憤著書的情景。第七部分是130篇序目，明確了《史記》的創作目的和結構。二、從以上分析看出，《史記》具有豐富的文化意蘊。與前代著作相比，顯示出巨大的文化內涵。可以說，《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第一次以“通”的形式，展示了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文化流程；第一次將不同的學術思想囊括其中，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第一次整合了長期並存的多元區域文化，將其共同納入華夏文化大係統中來；第一次整合了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分辨中國文化的早期形態與麵貌；重視家族文化，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支納入華夏大文化中。司馬遷在《史記》中進行的文化整合，體現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時代的需要，更是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期望四海一家，萬邦和諧，是中國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趨向。漢代文化的整合是一個複雜而艱巨的過程，從漢初到武帝時代，大約百年，經曆了兩個階段，兩次否定。司馬遷的《史記》，完成了對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統整合，奠定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基本模式，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題目：略論《史記》的人物類傳
作者：周旻
出處：沈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2
在紀傳體史書中，《史記》首創人物類傳。一、《史記》人物類傳的認識價值。《史記》的類傳共11篇，單從名稱看，類傳涉及的人物幾乎遍及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正因為傳主分布於各個社會階層，人數眾多，後人從中可以看到從市井到官場及至皇室內部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與人生百態。因此《史記》的人物類傳就不僅是人物的傳記，而成為《史記》擴大記人範圍，反映寬廣社會生活的手段，成為《史記》列傳中的重要類型。二、《史記》人物類傳的特色從曆史記敘與文學描寫的角度看，有如下特色：第一，傳主共同特征鮮明突出。司馬遷選擇類傳的傳主非常嚴格，即使是一般被認為都屬同一類型的人，也都對他們進行嚴格區分，而將不符合其標準的人排除在外。因此，在《史記》的人物類傳中，各傳記中傳主的共同特征非常突出。第二，寫最能體現傳主類型共同點的事跡。《史記》人物類傳注重傳主的“類”共性，因此不求麵麵俱到地反映傳主的各方麵的情況，往往隻抓住他們最能體現其類型共同點的事跡來寫。如《循吏列傳》中的孫叔敖，隻寫了他“複市”、“高義”兩件具體的事。第三，在表現傳主共性的基礎上突出人物個性。第四，類傳形式多樣。無論是單篇還是整體，《史記》中的人物類傳都富於變化，因而表現出多種形態。《史記》各篇類傳在謀篇布局上都可謂匠心獨運。《史記》人物類傳不僅列舉人物，更注議論。同是議論，方式卻並不一樣。三、《史記》人物類傳體現的思想感情。第一，表現了司馬遷對下層人物的歌頌。司馬遷在經曆了李陵事件後，統治階層的黑暗與腐朽使他認清了上層人物的偽善與墮落，而把目光投向了下層民眾。在他們身上，司馬遷找到了他渴望的正直、善良、進取與無私，於是司馬遷堅決站在下層民眾一邊，熱情地歌頌他們，在他們身上寄托了美好的希望。第二，類傳體現出司馬遷的一些社會思想。反對專製統治，追求寬鬆而有秩序的德治思想是司馬遷的重要社會理想。這一理想在《循吏列傳》與《酷吏列傳》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貨殖列傳》為工商業者立傳，表現了司馬遷進步開明的經濟思想，而這也是其社會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記》人物類傳的創立使後世史傳作者有了將曆史人物按照不同特點進行分類研究的意識，影響十分深遠。
題目：“直書”與“曲筆”
——《史記》藝術中的一體兩翼
作者：趙利偉
出處：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02
直書是為了求真，是為了揭示曆史的真相，而曲筆也是為求得曆史的真實，並把這種真實的藝術表現出來，它們彼此聯係互相滲透，是《史記》藝術中的一體兩翼，互相伴隨映襯，形成了統一體。一、實錄是史學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準則和追求的目標。直書隻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曲筆作為“直書”的重要補充，對《史記》“實錄”精神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司馬遷在“不虛美，不隱惡”的前提下，可以直書時便秉筆直書，如對漢武帝，司馬遷既對他文治武功等偉業給予了充分肯定，又對武帝好大喜功、濫用民力、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痛苦，以及迷信神仙、大興宮室等情況也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倘若直書需要的是不畏強權的勇氣，那麼，以曲筆的手段實現“不虛美，不隱惡”，捍衛史學的實錄精神就不僅僅是需要勇氣，而且還需要智慧。《史記》是一個完整而精密的體係，其對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不能隻從一篇文章中孤立地看，而是要把散見在史書中各處的相同或相近的問題一起加以研究，以考察作者的真實看法。《高祖本紀》中，記述了漢代開國皇帝劉邦的種種神異處，實際上是作者用曲筆“約言示製”，需要讀者去“推以知例”。二、直筆與曲筆結合的價值。《史記》為了寫出人性的複雜、豐富和多麵，同樣不為個人主觀感情所左右，堅持愛不溢美，惡不毀功，善惡兼具，美醜並舉，如實地寫出曆史人物的真相。不管是帝王將相、聖人賢哲，還是酷吏佞幸、遊俠策士，無論是其功，還是其罪，決不因自己的好惡而妄加增刪，而是如實地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分析判斷。這種隻寫事實，不加評論，讓讀者自己去品味體會的寫法，亦是曲筆，如用曲筆寫出了李廣的性格缺陷。司馬遷用直筆與曲筆結合的手法，寫出了曆史的真實，同時也寫出了更富有人性魅力、給人以立體感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們既具人性的深度，又能折射出複雜多變的社會情態。既保持了曆史的公正，又符合藝術的辯證法。總之，《史記》沒有絕對的曲，也沒有絕對的直，曲中有直，既含蓄又明晰；直中有曲，才能既直露又不膚淺。直書與曲筆相輔相成，形成《史記》藝術中的一體兩翼的緊密關係。
題目：刺客成因初探
——以《史記·刺客列傳》中的刺客
為例
作者：曹繼華
出處：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2
刺客在中國曆史上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流變過程，其社會屬性和精神風貌有很大的變化。一、環境以及氣質。一定的環境會對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產生一定的影響。這裏的環境可以從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兩方麵去考察。從地理環境看，一般北方邊地和少數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多有一種俠氣。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豫讓就是春秋末期晉國的一個刺客。從人文環境看，在人口密集和流動性大的地方就比較容易孕育強悍好鬥、剛烈競爭的習俗，也會促進任俠尚武、恃力好強風氣的蔓延。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寫到的聶政就是魏國人；而荊軻雖為戰國末期齊國人，但是後來卻是遊於燕、趙一帶的。以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都可以統攝在整個社會環境之下。所有這些方麵也在另一角度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有一種尚氣任俠、剽悍勇猛的環境氛圍。刺客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出現，除了和社會的大環境氛圍有密切關係外，還與個人的氣質特征有關。二、變態貴族精神。在促成刺客產生的過程中，潛在的人的心理特質也值得關注，而刺客的外在的精神麵貌的形成與貴族精神的變態體現有著潛在的關聯。刺客一般都是比較注重然諾的，而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和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受貴族精神的影響。三、原始複仇意識。刺客的出現與一種原始複仇有關，而原始複仇中，很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一種血族複仇。古代中國血緣宗法製度根深蒂固，一族之人按照血緣關係上的親疏遠近，彼此負有一定的責任與義務，為親人複仇即是其中之一。這種觀念造就了現實中血親複仇的持久與普遍受推重。在從春秋戰國到漢代的複仇思想的傳承中，由於儒家倫理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除了這部分血親複仇以外，俠義複仇的觀念也開始逐步出現。複仇的形式也開始多樣化，比方說，替親人複仇、替朋友複仇、替恩主複仇等。《刺客列傳》五個人身上都體現了一種俠義複仇的意識。在這些俠義複仇之中，許多的複仇主體與複仇客體並非有什麼血緣關係和矛盾衝突，隻是充當了別人複仇的工具，也就是說原來本來是仇恨雙方去麵對的問題此時交給了複仇主體來完成，而與複仇客體有仇恨關聯的第三方卻是在幕後起操縱複仇主體的作用。三、英雄崇拜心理。一定社會文化心理會對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產生一定的影響，對先民的英雄崇拜心理，也是刺客形成的原因之一。
題目：論司馬遷與普魯塔克人物傳記中的曆史比較
作者：王成軍
出處：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科學版/2006/02
本文從現代比較史學的角度，主要以“列傳”為依據，探討司馬遷的比較史學觀念，並將司馬遷的比較史學思想，同羅馬帝國繁榮時期的最著名的傳記史學家普魯塔克的名著——《希臘羅馬名人傳》（以下簡稱《名人傳》）所表現的比較史學思想作一比較研究。一、司馬遷比較史學觀念。第一，發達的類傳意識。從形式而言，司馬遷“列傳”的總目下可分為四種比較類型：其一，合傳。其二，類傳。其三，附傳。其四，單傳或專傳。司馬遷對曆史人物的分類反映了司馬遷比較形式的多樣性和發達的曆史類型意識。第二，從比較的方法來看。其一，“列傳”的比較思維是多維度的，既有平行的共時性的方法，也有縱向的曆時性方法。另外，“列傳”中曆史人物眾多，類型不一，比較方法也多種多樣，但最常用的方法是運用兩兩對比的方法來表現曆史人物的個性和共性。第三，從“列傳”所表現的眾多而複雜的曆史人物來看，司馬遷比較意識的內容非常廣泛而豐富，具有非常廣闊的社會生活麵。第四，司馬遷在“列傳”中不僅僅著眼於通過比較而展現曆史人物的共性，更重要著意表現曆史人物的個性。二、普魯塔克比較史學觀念。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分析《名人傳》，其比較思維的特征有如下幾個方麵：第一，創立曆史人物的平行的比較模式。這種平行比較的主要表現，就是將希臘和羅馬的名人（政治家和軍事家）分為兩列，按其不同特點一一配對比較（也有一例為兩兩配對對比的）。第二，明確而細致的比較思想。最突出的表現有：其一，普氏嚴格遵守曆史的可比性原則，主要是依據性格、誌行和命運來對希臘和羅馬的名人加以配對。其二，在敘述兩人生平之後，再寫一篇名為“合論”的比較短文，對傳主作總結性的述評，以展現他們的共性和個性。其三，比較並不限於以“合論”形式出現的比較專論之中，而是往往突破以傳比較的空間，將傳主置於更廣闊的背景中進行靈活比較。第三，《名人傳》中充滿著濃厚的對比方法的色彩。三、司馬遷與普魯塔克史學比較思想比較。司馬遷與普魯塔克人物傳記中的曆史比較具有相同之處，即兩者都緊緊圍繞傳記人物性格的同異兩方麵展開，都具有比較發達的曆史比較類型意識和明確而細致的比較觀念；不同之處則在於，從比較史學的觀點來看，普魯塔克傳記的重點是在比較認識的第一階段——異中求同，側重於表現傳記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學比較還局限於道德史學的範疇之中；司馬遷則在異中求同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同中求異，因而列傳中曆史人物一方麵能夠同真實的曆史聯係起來，以展現曆史的個性，突出地體現了傳記的史學比較特色；另一方麵也表明司馬遷的比較史學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學的桎梏，進入了探求曆史規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這一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兩者各自曆史觀念和世界觀的不同。從現代傳記史學觀念來看，司馬遷的比較史學觀念更符合現代中西史學比較的發展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