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學家梁思成，是很反對對古塔的破壞的。西長安街上，原有金代慶壽寺雙塔，非常漂亮。可惜解放後擴路時還是將其拆除了。梁思成感到無比痛心：“對北京這個曆史留下來的傑作，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它是封建社會的精華，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像龍須溝這樣的地區當然必須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長安街上金代慶壽寺雙塔，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拆掉？為什麼不能把它保留下來做為一個街心小綠地看一看？”雙塔的消失，在他心中就如同老北京的兩根肋骨被抽掉了。
如今的北京，還剩下多少座古塔呢？還剩下多少根老骨頭呢？
林語堂認為在中國所有的寺廟建築群中，寶塔是至關重要的部分：“事實上，最古老的寺廟惟一保存下來的部分通常就是寶塔。它就像一個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裏，完全依賴線條與形態的安排來體現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頂為人們提供了陸上標誌；在中國的風景中，寶塔起著與之異曲同工的作用。也虧他能想得出來——把寶塔比喻為東方的花瓶。隻是這花瓶的存在並不是插花之用，而是為了供奉聖徒的遺骨，抑或收藏佛經（通常壓在塔基的地宮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與西方教堂的尖頂具有同樣的神聖性與號召力。”塔是中國風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是一種高閣式建築，底寬邊窄，但與閣不同的是，它不用於居處，而用於表現佛學。“當然，外來的佛教思想有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傳統宗教的影響——因而產生了那種經過變形與修飾的樓閣式佛塔或密簷式佛塔，有著純屬裝飾性的不透光的窗戶，懸掛在翹簷下的風鈴，圓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種形狀……林語堂覺得這種類型的佛塔有兩個絕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於郊區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雲寺。尤其後者（乾隆皇帝於1748年命人修建的佛塔）”，是同類建設中最為完美物，共十三層高，登上塔頂盡可遠眺北京城。
林語堂同樣也很關注北京的一些印度支那風格的舍利塔，把北海白塔列為最突出的代表，它與妙應寺白塔堪稱“絕妙的一對”。他談論妙應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認定它狀如意大利紅勤地酒瓶——這是北京城裏一瓶古老的洋酒？他還感歎：“康熙和乾隆皇帝時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修繕，但如今的白塔已陳舊破敗不堪，寬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廟會的場所，成了廢銅爛鐵、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場。”民國期間，白塔寺的廟會確實很有名：小商小販們在莊嚴的白塔底下念著生意經。隻是解放後就取締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歡熱鬧呢，還是喜歡清靜？
在林語堂眼中，北京的塔要麼像東方的花瓶，要麼像西洋的酒瓶。總之，這種宗教建築帶有器皿的性質。一種被放大了的富於審美趣味的器皿，一種神聖的儀仗。
《陶然亭》
舊時人去陶然亭，一方麵是看風景，另一方麵則為了訪墓。陶然亭一帶，名士與百姓的墳墓頗多，所以風景也帶有某種感傷的味道。古往今來，總有人喜好尋味這份悲劇之美——如果死亡算得上最大的悲劇的話。陶然亭的風景雖然像是經過過低調處理，但那一抹若隱若現的灰色恰恰最能觸動來訪者的衷腸，令其念天地之悠悠。張中行如此點評：“陶然亭重點在北麵，幾處滿生蘆葦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圍著一些荒家，一派蕭瑟景象。”但陶然亭之魂魄，全集中在這墳頭草青青的既頹廢又動情的畫麵裏了。亡靈們的世界是最富於神秘感的。
去陶然亭，無法繞過石評梅和高君宇這一對烈火情侶之墓。據說廬隱的小說《象牙戒指》，描繪的就是他們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我以矛盾而生，矛盾至死”，最能標誌“五四”時期才女石評梅的典型性格。高君宇烈士安葬時，作為未亡人的石評梅題寫了這樣一段墓誌銘：“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慧星之迅忽。——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隻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這簡直是一首肝腸寸斷的好詩；死者對生者的遺言，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全包容在那銘心刻骨的字字句句裏了。生死兩茫茫，唯有淚千行。等到石評梅的淚水最終流盡的時候，毗鄰而立的她自己的墓碑則極其簡單，除了：“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體育教員，石評梅先生之墓”這一句碑文，留下的則是空白與無言。除了高君宇，還有誰更能了解她、慰藉她呢？跟他們兩位的劍膽琴心相比，梁祝化蝶的傳說，也顯得過於婉約與虛無了。當然，它們都命中注定無法擺脫悲劇的基調。石評梅的同鄉青茵在《陶然亭訪墓記》中有較客觀的評價：“石評梅的愛情的象牙之塔是建築在新舊時代的邊沿上，她的希望寫在水上，她的理想築在沙上，她聰明而又多愁善感，她是一位‘情癡’和唯情主義的女兒，珍重愛情而輕視生命，但是重要的關鍵是在這裏：她珍視愛情卻又不能控製愛情，因之，她不是愛情的主人，而是愛情的奴隸。從某一個場合來說，她像是一股從地獄裏噴出來的火焰，但是這火焰在未燒毀那些舊世界的囚枷之前，卻首先燒毀了自己。”訪墓之餘，能推人及物地對愛情作出如此辯證的判斷，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獲。
陶然亭西側小丘坡上叢塚中，較有趣味的還有鸚鵝家，醉郭墓以及香塚。尤其香塚，是紀念一位杜十娘式的“義妓”的。碑銘寫得頗傳神：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張中行來陶然亭踏青時偶遇此塚，讀銘讀詩，以為黃土之下確有其人，甚至聯想到法國的茶花女之類。後查資料，才知這位所謂的晚清”義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墳，全是當時一位姓張的禦史偽造的。為並未存在過的人造墓，且虛構一段才子佳人的淒婉故事迷惑了眾生——香塚堪稱陶然亭一絕也。幸好張中行對此挺寬容：放眼曆史，這樣來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蘇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擴大些說，唐人傳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類。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理想化的愛情大多隻能埋葬在一塊黃土裏——作為無法再被破壞的完美結局。或者說得更徹底點，它隻能埋葬在人們的想象中。在這種情況下，這類虛擬的墳墓相當於富有逼真感的露天劇場——為感動觀眾而營建的。對那些口耳相傳的可歌可泣的劇情，還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吧。
香塚是假的，賽金花的墓倒是真的——她確實安葬在陶然亭。她也是妓女出身，在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還出了點風頭：給一位德國將軍當上情婦，後來還去歐洲晉見過維多利亞女皇和威廉皇帝。賽金花這個名字，今天的中國人念起來總有點拗口——或許，這就是恥辱的感覺吧？她在曆史上惹的是是非非我們姑且不議，一切都已交給黃土來評價——但是三尺之下，她會對自己的一生作何感想呢？西方的詩哲說過“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隻是對賽金花這樣的“弱者”，我們在譴責的同時卻不敢寄予絲毫的同情。青苗在半個世紀前的《陶然亭訪墓記》中，倒是有勇氣說了些溫和的話：“賽金花的墳墓，就斜對著陶然亭，沒有鬆柏，沒有白楊，一片寂涼的荒野，我相信，那位名媛的孤魂在這荒涼的地方會覺得寂寞的吧。”生前最熱鬧的人，死後常常最冷清。那時候，賽金花的墳塋雖座落下不毛之地，但至少還能尋找得到——至少還剩半堆黃土和一塊殘碑吧。如今我再去陶然亭，按圖索驥，發現這位著名的交際花的荒塚早已被夷為平地，原址已沒有任何標誌。當初那些曾經“驚豔”的高官巨賈（包括她本人在內），是怎麼也想象不出一代名花會落得個這樣的下場。所以陶然亭雖確有賽金花之墓，但已名存實亡。
陶然亭之側，還有個鬆柏庵，荒塚密布，雜草叢生——辟有六十多畝的梨園義地（公墓）。最初是程長庚大老板，於1871年倡議買下了一塊地營建“安蘇義園”，動機很明確：“我們這些南方的藝人，一旦客死都下，連掩埋七尺之軀的一塊黃土也難得。從皇上到那些權貴大人，隻看台上取樂，不知台下寒苦。多虧我們鄉裏同舟共濟，置辦下這塊塋地，從此藝人們得有長眠之處了。”後來梨園子弟又繼續籌資，使公墓的範圍不斷擴大。民國初年，京劇界三巨頭梅蘭芳、楊小樓、餘叔岩率先登台義演，集資增設了梨園先賢祠堂。後來，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安葬在這裏。隻是像金少山這樣的一代名角，臨終時連副棺材都買不起，全靠同行捐助才得以安葬。這也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一個例子。生前的榮花富貴，皆是過眼煙雲。陶然亭啊陶然亭，什麼話也不說。
捫心自問的陶然亭。守口如瓶的陶然亭。
《北京的橋》
北京非水鄉，不像蘇州、揚州有那麼多的橋（“二十四橋明月夜”至今仍是揚州一景）。但北京的橋承載著極厚重的曆史的影子。譬如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世人皆知，堪稱是最有權力與威信的橋了。五座精雕細刻的漢白玉石橋橫跨金水河，中間稍寬的一座係為皇帝專設又稱禦路橋，屬於天街禦衢的一部分——它是明清兩代皇帝出入的必經之地，隻允許萬人之上的龍靴遊走，像一隻尊貴的寵物橫臥在天子腳下。橋頭有兩對石獅及兩座華表，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圖騰，與藍天白雲相映襯，使並不高大的金水橋顯得皇氣逼人。每次看見金水橋我會聯想到李後主的詞句：“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曾作為封建時代天下第一橋的金水橋，心情複雜地送走了最後一個皇帝——1924年，清廢帝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紫禁城，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容凡人踐踏一步的金水橋，終於對民眾開放了——迎來了新主人。不管哪一天，你到天安門前，總能觀察到數不清的外地遊客輪流站在金水橋頭攝影留念。崦每天清晨和黃昏，國旗護衛隊的儀仗兵，會邁著正步浩浩蕩蕩地跨過金水橋，去天安門廣場舉行升旗或降旗儀式。金水橋，幾乎成了露天的T型舞台，來自天南海北的老百姓，就像欣賞時裝表演一樣熱烈地圍觀儀仗隊的軍容。我撫摸著金水橋冰涼的漢白玉欄杆，熱血沸騰：正如外白渡橋是舊日上海灘繁華夢的象征，金水橋，是古老北京城的玉腰啊。我是在摟著這千古美人盈盈一握的玉腰，目睹著她像洛神一樣淩波微步、羅襪生塵……
舉世矚目的盧溝橋，則有“鐵馬冰河入夢來”之勢——它是因為“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而出名的，如今建成了抗日戰爭紀念館。其實，盧溝橋本身就是一座無字的紀念碑。如果說金水橋曾是弱不禁風的宮娥（曾分別遭受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異族鐵蹄的蹂躪），盧溝橋則是揚眉劍出鞘的巾幗英雄了。我一直記著一幅老照片：一排肩挎大刀、手端步槍的中國士兵，倚靠盧溝橋的欄杆向外射擊——他們頂著衝天的炮火作殊死的抵抗……盧溝橋，一座戰神的橋，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血染的功勳。僅就建築本身而言，盧溝橋也是北京及華北地區古橋中規模最大的聯拱石橋。它橫跨在永定河的下遊盧溝河上，因而得名——永定河的上遊叫桑幹河，女作家丁玲寫過一部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橋頭東側有“盧溝曉月”的石碑，係好風雅的乾隆皇帝題寫的。“盧溝曉月”乃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古人喜歡站在盧溝橋上看月亮——此處的月亮是否顯得比別處圓一些？北京還有句歇後語：“盧溝橋的石獅子——數也數不清”。各個朝代記載的石獅數目都不統一，一方麵因為雕有石獅的281根望柱時有損壞，暫未替換的就影響了總數；另一方麵因為護欄上的石獅，有不少是母獅抱負著子獅——《帝京景物略》載“石欄刻柱頭，獅母乳，顧抱負贅”，稍有疏忽便會數錯。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學家們不信這個邪，進行過一番盤點，查明共有大小石獅498隻（除了望柱上的，還加上華表與抱鼓的），終於大白於天下了。498隻啊，讓一個人用肉眼數一遍也夠累的。元朝時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在其遊記裏關注過盧溝橋的石獅（不知他是否也數錯了）：“橋兩旁皆有大理石欄，又有柱，獅腰承之，柱頂別有一獅，雕刻甚精，每隔一步有一石欄，其狀皆同。”雕刻這麼多獅子，需要多少位石匠啊——而這些石匠必須以繡花的心情，才能使大小獅子活靈活現，憨態可掬……
和盧溝橋並稱為拱衛京師四大橋的，還有馬駒橋、朝宗橋、八裏橋。其中八裏橋即通惠河上的永通橋，跑通州州署八裏而得名。建於明代，為京東八城咽喉。橋洞高闊，當年經北運河向京城運輸糧草磚木的貨船駛過，甚至不必免帆。“長橋映月”，屬古代通州八景之一：“虹腰八裏臥晴川，畫舫搖從用窟穿”。它也是關係到京師安危的戰略要地：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兵臨城下，經過八裏橋時遭到當地軍民的浴血抵抗，據說橋身都被染紅了，橋下的通惠河水也為之赤……
什刹海河套與清末攝政王載灃府宅相連處，有一水窪，上有一青石板小橋——今人很少提及了。可它卻是1910年熱血青年汪精衛密謀埋藏炸彈刺殺載灃之處。汪精衛後來雖成了漢奸，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中卻做了一回少年英雄。他攜帶從孫中山之處所得炸藥潛入腥風血雨的清政府老巢北京，多次察看地形，擬在什刹海小橋（載灃出門必經之路）埋設土法炮製的炸彈。於某日深夜獨自雇人力車前往，打發車夫走後，他躲在橋下掘土布置炸彈、引線，後因有人持燈來往而未成事……汪精衛（兆銘）被捕後，在供詞中頗有“好漢做事好漢擔”之勁頭：“今所詢問兆銘埋藏炸藥，意在犧牲性命振奮人心，並非預備暴動，亦無人事後為之接濟，至所埋炸藥從前未經試驗，不知實在力量大小，此事秘密為之，同謀並無別人，即黃複生在二月廿四日以前尚不知情，罪隻兆銘一人，望勿株連。”第二年辛亥革命事起，汪精衛獲釋。汪精衛是在北京當刺客而出名的，可惜這個未死的荊軻，後半生卻成了秦檜——抗戰勝利後，南京梅花山的汪精衛墳墓（死人也留了個心眼，用鋼筋水泥澆鑄），還是被工兵炸開，掘屍暴曬，懲其罪惡，毀其晦氣，遺址前今立有汪精衛、陳璧君屈膝下跪之石像，令人聯想到西湖嶽飛墳前秦檜夫婦長跪謝罪的雕塑。什刹海那座青石板小橋的光榮，也被衝淡了。路過這座小橋的市民，可能不知其驚心動魄的典故；而知道這個典故的，恐怕也說不出小橋的名稱。這座曾令舉世皆驚的無名小橋，漸漸荒廢了，甚至連一塊記事的石碑都未享有。我讀過單士元的一篇文章，猜測它可能叫甘水橋，因為單先生成長於什刹北岸南官坊口胡同，是小橋的鄰居，記憶猶新：“途經甘水橋，真時水窪青石板小橋尚在，水窪近枯，石板荒落，先君曾指此橋對餘輩告知，昔日革命黨在此小橋下曾埋炸彈謀殺攝政王……”
北京較知名的古橋還有北海橋，頤和園的玉帶橋和十七孔橋，中南海蜈蚣橋……另有禦河橋、江米橋、宣武橋、甘石橋、馬市橋等等，因城區改建，都已埋入地下，有的橋洞已改作下水道，有的雖夷為公路——兩側卻殘存著原有的拱券或石欄。至於繁華的天橋、虎坊橋，皆以橋名，卻找不見橋的蹤影，原因也在於此。查閱史料便會發現，以橋為地名之處，基本上確實有過橋的存在，隻不過名存實亡罷了。而今，我們也隻能按圖索驥了。
流行歌手蔡國慶，唱紅過一首《北京的橋》——所謂現代派的橋，主要指交通要道上的立體交叉橋了，昔日北京的九大城門樓，除前門與德勝門外，都拆毀了，如今改由立交橋取而代之：西直門橋、東直門橋、安定門橋、阜成門橋、複興門橋、朝陽門橋、建國門橋……立交橋也了北京的新城門。環城道路，已像年輪一樣擴充至三環、四環，沿途的立交橋，都有著響亮的名字（如燕莎橋、長虹橋），快讓人數不清了——就像盧溝橋上的獅子一樣。北京的橋啊，有著最古典的意境，也有著最現代的風景。立交橋是橋梁中的新生代，橋下行駛的不是舟揖——也沒有河水，而是車水馬龍。我用卞之琳的名詩作為結尾吧：“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戶，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是作為北京最早的使館區而出名的。明朝時接待各國來京的外交使節及留學生的賓館就設置於皇城正門以南的東江米巷，鄰接著中央各部署衙門集中的辦公區（包括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禮部和鴻盧寺）。清朝時縱然奉行閉關守國政策，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國門還是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爭相在東江米巷一帶開設使館，形成比較集中且初具規模的外國使館區。為追求地名的審美效果，東江米巷也就根據諧言改為東交民巷。但東交民巷被正式劃為使館區，文字記載還是見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簽訂的屈辱的《辛醜條約》，明文規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外，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於是這一區域的清政府名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遷，各國使館還建立了駐紮本國軍隊的兵營，並構築了耀武揚威的炮壘與界牆。這是中國大地上最早出現的“華人與狗不得擅入”的禁區。
據說義和團運動時各國就以保護使館為名，抽調大量兵力入京，在東交民巷各路口張貼“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的布告，並無辜槍殺過路百姓。這導致了義和團攻打使館達五十六天的戰鬥。東交民巷也就在《清史》裏留下醒目的一筆。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東交民巷才真正地收歸國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新的使館區在建國門附近的雅寶路及三裏屯兩處平地而起。印象中三裏屯的使館區以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居多數，而美國、蘇聯等國家使館都駐設在雅寶路。記得中蘇關係緊張時，我還是個外省的學童，卻聽過許多大同小異的反間諜故事——開頭總是說“從夜深人靜的蘇聯使館大鐵門裏，悄悄駛出一輛神秘的伏爾加轎車……”陰森的故事氛圍使作為聽眾的我渾身發冷。成年後來北京了，偶然路過前蘇聯使館，發現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神秘。那些道聽途說的克格勃故事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現在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國使館，據說每天清晨等待辦理簽證的人群能排成長陣了。出國熱愈演愈烈，十幾年來，那麼多人頂風冒雨排隊去美國，還不禁令人想到閉關自守的清朝——恰成鮮明的對比，那時候國門是被撞開的（自外向內），現在則是主動開放的（自內向外）。這是門的兩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