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磚塔胡同的曆史積澱與文化含量，我個人想把它命名為北京城裏的1號胡同。因為像這樣自元代保持名稱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數了。胡同胡同，如果依然叫著元朝時的舊名（或曰乳名），仿佛才是最正宗、最有資曆的。許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時給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側的東廠胡同，因明朝永樂十八年在此設東廠署而得名，東廠堪稱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皇家特務機構，而且由太監直接指揮，設詔獄、興廠刑，腥風血雨——這胡同名稱因有東廠二字，令今人讀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繞道而行，想來那孽債太重、陰魂不散。又如東單迤北路東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500多年前這裏有明代天順年間忠國公石亨大將軍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領禁衛軍殺入皇城，擁戴英宗發動了“南宮複辟”（又叫“奪門之變”），廢掉景帝，這場宮廷政變使石亨一舉成名、權傾朝野。皇常賞賜的這套豪宅比一般的親王府還要奢侈。可惜若幹年後又被皇家收回——石亨因有“謀反”跡像被沙家並死於牢獄。“石大人”成了“小人”，石大人胡同的名稱卻一直這麼叫下來了。清末又在石亨舊第新建外交部的迎賓館（相當於接待外國使節的國賓館）。袁世凱登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在此辦公。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來北京，即下榻於迎賓樓——這也算是袁世凱表麵上做出的歡迎姿態……
東皇城根北街有一條弓弦胡同，本沒什麼名氣，但這裏麵有個半畝園卻吸引著文人雅士——這是清初中丞賈漢複請李漁設計、修築的私家園林。李笠翁自然是大手筆了。半畝園因李漁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畝園而出名——說到底，北京城裏的許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這人是胡同的主人呢？還是客人。人與事，才是胡同潛在的主題。
跟磚塔胡同一樣，鐵獅子胡同（現名張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對鐵獅子而得名——而這鐵獅子是元代成宗年間鑄造的。明末，它們成了崇禎寵妃田貴妃之父田畹府第門前的鎮宅之物，目睹過田畹愛妾陳圓圓的長袖善舞、迎來送往。這追求陳圓圓，吳三桂曾在鐵獅子的眼前屢屢進出。李自成的大將軍劉宗敏又占據田府，拘禁了陳圓圓……這一切把眼花繚亂的鐵獅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這些猛男美女在走馬燈般地表演什麼。可以說鐵獅子那鈴鐺般的眼球裏，裝進了一整部明朝滅亡的故事。這還僅僅是開始。很多年後，一個叫馮玉祥的將軍發動政變，把此宅作為政敵曹錕的牢房。1924年馮玉祥以國民軍總司令身份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這裏又辟作孫中山的行館。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此逝世，並簽字留下“總理遺囑”、“致蘇聯遺書”、“家事遺囑”等三份遺囑。鐵獅子胡同東口還有雍正第五子和親王府，民國後先後成為北洋政府海軍部及段祺瑞“臨時執政府”——門前發生過“三·一八”大慘案。日軍侵占北平期間，這裏是其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沿著鐵獅子胡同漫步，能看見牆上釘著的一係列“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還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梭於時空隧道。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著何其漫長且富於變幻的曆史。有關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裏發生過的人與事一樣，舉不勝舉。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館，胡同是其最公開、最生活化的展覽品。
鐵獅子胡同屬於比較寬闊的胡同了，也有極“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這名稱是很形象的。還有錢市胡同，最窄的地段隻有0.4米，最寬處也不過0.8米，據說明清時是極繁華的金融市場——真讓人難以相信，銀行會開在這裏麵。至少今天，運鈔車是開不進去的。
二十世紀（尤其是解放後），胡同紛紛改名換姓，能保持原有名稱的胡同越來越少了。譬如將新街口附近豬八寶胡同改為珠八寶胡同，將大啞巴胡同改為大雅寶胡同，王寡婦胡同改為王廣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為小羊宜賓胡同……難道真的非改不可嗎？這無異於讓老頭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褲。改了之後，也許字音字義上好聽一些，但也破壞了原有的俗俚風采。大俗才是大雅呢。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希望能像古人那樣脆蹦蹦地叫著胡同的名字。我還是偏愛土裏土氣的胡同，原汁原味的胡同。
《牌樓的滄桑之美》
最能體現老北京風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牌樓。如今消失得最徹底的也是老北京街道上的牌樓了。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皆是著名的鬧市，我們卻不知如何理解這地名的含義。當年可不是這麼稱呼的，它們的詳稱應該叫東單牌樓和東四牌樓，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可見是因為此地有牌樓而得名的。後來，牌樓作為建築物被拆除了，地名中的“牌樓”二字也就省略了。念起東四、西四等，也就不知所雲。不知它是用來形容牌樓的數量或順序。念起來方便了，理解起來卻困難了。同樣被拆除的還有許多曾深深烙印在老北京市民記憶中的華美的牌樓，譬如正陽門大街五牌樓，堪稱是北京麵孔上頗威風的胡須。還有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相當於雙耳或鬢角……至於東單牌樓和西童牌樓，無疑屬於眉毛的位置。仿佛一夜之間，北京的臉被刮幹淨了，變得年輕了，但也失去了那種滄桑的味道。朝陽門外神路街南麵，孤零零地屹立著一座帶圓穹的石頭牌樓（上麵鐫刻有文字），屬於碩果僅存的一類；跟兩側的豪華商廈並排站在一起，如同穿在生鏽鎧甲的武士，不言自威地陪襯著錦衣華服的紳士淑女——這種鮮明的對比是多麼有意義啊。我每次騎自行車從牌樓的穹門內穿過，都恨不得下“馬”深深一拜——激動的心情，不亞於目睹於雅典的那座古希臘神廟遺跡。這一座臨街的牌樓無論如何要保留，後人中會有更多如我這樣的懷古者，麵對它那被風雨摧殘的遺容脫帽致敬。向它致敬，就等於向歲月致敬。保留這一顆散發著滄桑之美的美人痣吧。
牌樓即牌坊，是中國古代建築中極有代表性的一種典型。在組合的建築群落中，它雖屬於起點綴作用的裝飾品，但也相當於“門麵”；書要封麵人要臉，牌樓就是街道或建築群的身份證。我們自己不珍惜牌樓，但在外國人眼中，它是中國建築景觀的文化符號，清末訪問過北京的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其《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中寫道：“隻要有石頭的地方，沿途你就會看到一些橫跨主路的紀念性拱門。這些建築就是經過官方許可後建立的名聞遐邇的‘牌樓’。人們以此紀念某種行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隻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學士死後才能受此殊榮，那些榮立戰功的兵士死後卻享受不到這樣的禮遇。牌樓中門兩側各有一個或兩個與中門樣式十分接近的小門。所有的門都十分精美。由於結構牢固的牌樓可以聳立幾個世紀，還由於建立這樣的紀念物是那些博愛的中國人的幾種原始的資金消費方式之一，因此，牌樓越積越多……”可見牌樓相當於西方的紀念碑，隻不過帶有更濃鬱的民間色彩。
北京的牌坊成百上千，隻有一座是為一個外國人立的。僅此一座，已構成國恥了；它簡直是大清帝國的恥辱柱。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曾參與鎮壓義和團而雙手沾滿鮮血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趾高氣揚地於4月20日路過東單牌樓，因言行專橫觸犯了眾怒，被當地軍民打死。德國以此為借口向清廷施壓，先是要求高額賠償（以及許多苛刻的條件），後來據傳還是靠與洋人有交情的名妓賽金花從中斡旋——她跟克林德遺孀說我們中國人一般是為死去的大人物立牌坊的，這是死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德國最終提出在克林德被打死處立一石牌。清廷隻得滿足其無理要求，在東單總布胡同西口修築了屈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而中國屬於戰勝國的陣營，才挽回了點麵子，並將這塊顛倒黑白的紀念碑改名為“公理戰勝”坊。1919年將石牌坊從東單鬧市區移至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解放後又將此坊再次改名，叫“保衛和平”坊——由郭沫若題字。這座三間四柱三樓的廡殿式牌坊，全部以漢白玉石為材料，銘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恥辱與自尊。
與之相比，西四牌樓則是古老得多的牌樓。這個如今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在明代卻是處決死囚的刑場。明末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一書提及：“西四牌樓者，乃曆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於市者也。”據說當時還立有一根極高的木柱，用來掛起被砍下的人頭示眾。高聳的牌樓，還見證過太多的冤假錯案——如果你從西四牌樓被處死刑的一串黑名單裏，發現了於謙、袁崇煥等民族英雄的名字，請不要吃驚。嶽飛的風波亭，可比西四牌樓早得多了。袁崇煥蒙冤受死，等於是明朝“自毀長城”——可在他被千刀萬剮時，聚集在西四牌樓的觀眾們卻不明爭相，爭相掏錢買其肉食之，以解心頭之恨。這個曆史的誤會可鬧得太大了。西四的牌樓已拆掉，誰能為過去那腥風血雨的歲月作證呢？誰又能以曆史的錯誤為我們的現實乃至未來敲一記警鍾呢？清代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說實話，我知道菜市口，還是因為譚嗣同等六君子在那裏就義的。
大大小小的牌樓拆得差不多了。北京城內幸存下來的牌樓，主要是壇廟寺觀門前的——像地壇的牌樓，重新刷上了鮮豔的油漆，反而顯得媚俗了。之所以盡拆街道上的牌樓，主要為了交通的緣故，馬路要拓寬，車流量要增加，不得不為之。這頂舊時代的帽子顯小了，戴不上了。但我總以為，應該把那些被拆的牌樓，轉移到一個更開闊、更安全的地方，重新組裝、恢複原樣，集中起來展覽，並一一標明原有的名稱、原先的地址，供大家參觀。一方麵可以憑吊其昔日的風采，一方麵可以揣摩其在曆史中占據的位置。應該開辦一所露天的牌樓館！這可都是些寶貝啊，照此下去，若幹年後連影子都找不到了——多可惜啊。若幹年後，孩子們將不知牌樓為何物了，更無從想象自己的祖輩，是在高聳的牌樓下行走並且生活的。老北京的牌樓喲，難道真的隻能在舊照片裏見得到？至少目前，它們甚至已從地名裏消失了。
《塔影與人影》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譽，湖心的瓊華島又叫萬歲山——當年元世祖最喜歡住在這裏（有點像金庸小說《射雕》裏盤踞桃花島的東邪黃藥師）。忽必烈汗的這座廣寒殿（相傳又是遼甘肅省太後的梳妝樓），於明萬曆年間忽然倒塌了，瓊華島頓時顯得失重而又荒涼。好在清順治八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飛來般出現在山巔，填補了空白——並且構成風景中的風景。按照前寺後塔的建築原則，白塔的腳下自然還有一座依山勢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從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們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沒有這座塔，會是什麼樣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標誌了。
這種白塔其實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裏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輪廊：豐滿的肩膀、收緊的腰圍、盤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華蓋及塔頂，更是預示著一張無比權威的麵孔——這張臉正從神秘的雲端俯瞰著芸芸眾生。隔水相望，你看見的是一座線條流暢的塔呢，還是一尊盤腿打坐的佛——包括他的蓮花寶座？由可以鑒別出你自身的悟性與誠意。當然，風景也許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個無神論者，也照樣會因湖光山色而變得溫柔。對於雲水一色的北海來說，白塔確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為之補充了無窮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燈塔，不僅使人間的苦渡感受到希望，而且錦上添花般地為風景照明，使美變得更美……尚勇先生曾如此詮釋：“北海白塔是宗教建築與園林景觀巧妙結合的典範，其作為園林名勝的點綴，審美價值遠勝於初建者寄予它的宗教意義。這也是它在失去了作為宗教建築存在的意義之後，仍然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因而我們可以說，北海白塔是喇嘛塔用做風景塔的最成功的範例。”文革期間，宣揚破舊立新，許多宗教建築都受到了致命的衝擊（譬如法源寺、臥佛寺等等），卻沒有哪位紅衛兵小將想過把永安寺的白塔連根拔掉——那無異於拔掉了老北京的門牙。我以為這該算作風景的勝利。野蠻可以摧毀美，但最終仍將為美所馴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麵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份量的鎮紙。
我想，即使是瘋狂了的紅衛兵小將，恐怕也是在北海白塔的注視下長大的。出生在北京的孩子，誰不曾在北海公園裏劃過船呢？上世紀五十年代，產生了一首眾口相傳的歌謠《讓我們蕩起雙槳》，裏麵出現的“白塔”（有一句是“水麵倒映著遠處的白塔”），即北海白塔也。它好像是某電影的插曲。我一直都記得那鏡頭裏的北海：推開波浪的小船，係著紅領巾的水手，玩具般精致的橋梁；岸上的白塔，還有綠樹紅牆……據作曲家劉熾介紹：當時他領著一大群少先隊員在北海劃船，頭腦中忽然有旋律不請自來，於是趕緊棄舟上岸，趴在瓊華島的一塊假山石上記錄下來——是北海給了他靈感，是白塔照亮了他！同樣，當我還是個外省的學童時，就在音樂課上練唱這首歌了，我因之而知道北京有個北海，北海有個小胖子般的白塔。第一次親眼目睹白塔，我已成年，可還是感到無比親切——耳畔總有熟悉的旋律伴奏，那是記憶的回響。潛意識裏誤以為這已是重逢。北海的白塔，是我來北京後遇見的第一個熟人！我愛你，北京的小胖子。
因為漂浮在一首永遠的兒歌裏，白塔很舊，又很新。它無形中擔任了許多人童年記憶的證人，它本身也因之而保持著淳樸與童貞。白塔作證，歌聲作證：我們都曾經有過一顆玉璞般不事雕琢的純潔的心……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失去了雙槳，也失去了天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北海的白塔頗類似於杭州西湖的雷峰塔——作為曆史或傳說的證據，勾起人無窮的聯想。而且它們都是“水塔”：有名的水上的有名的塔。隻不過，白娘子的雷峰塔早已倒掉了（西湖還是那個西湖嗎？）北海的白塔則在現實中乃至歌聲中同時屹立。白塔有著無數的影子。白塔是不會倒的。……在西湖漫遊，我無法忽略雷峰塔的缺席。而北海則遠遠比西湖幸運。因為綠樹叢中的白塔就像永遠的哨兵。
其實白塔並不隻是北海的這一座，在阜成門內還有一座更為古老的——建於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的妙應寺白塔，高50.9米，係我國現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遠在遼代，這裏屬遼南京北郊的永安寺，壽昌二年（1096年）就曾建有一座釋迦佛舍利塔，後被毀。元世祖忽必烈將此地圈入新建的大都城內，並敕令在遼塔遺址上重新營造一座用以“坐鎮都邑”的大型藏式佛舍利塔。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命以塔為核心修築作為皇室在京師佛事活動中心的大聖壽萬安寺。忽必烈講究“以佛治心”，頗受其青睞的大白塔自然集皇權和神權之象征於一身，不僅佛光普照，而且皇氣逼人。況且它在體刑上也算元大都城內罕見的巨人，不可一世，標誌著一個橫跨歐亞的超級大帝國的尊嚴（有點相當於當代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這座喇嘛塔是因通體潔白被稱為白塔的，而寺也一直被民間俗稱為白塔寺。雖然明朝把它改名妙應寺。但即使在今天，老百姓仍習慣以白塔寺相稱——公共汽車的站牌上也以此為地名。
假如說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應寺白塔則絕對是大胖子：塔基麵積1422米，底部有高9米共三層的方形折角須彌座（由佛祖蓮花寶座演化而來），上承覆缽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疊的十三層相輪和垂有流蘇的華蓋，華蓋以上還有高約5米、重達4噸的鎏金寶塔形的塔刹（俗稱金頂）。真稱得上是雍榮華貴，傾國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圍，被大商場和巨幅廣告牌所包圍，已無當年鶴立雞群的感覺。站在車水馬龍的阜成門內大街，我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見那曾經脫穎而出的白塔金頂。是北京城長高了，還是白塔變矮了？
位於黃寺西側的清淨化城塔院，同樣以白塔金頂的美景著稱。據說從北三環中路中間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漢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閃耀的垂帶。它是班禪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來北京給皇帝祝壽的班禪染病圓寂於黃寺，皇帝很悲痛，下令建造清淨化城塔院以示紀念，塔下安葬著斑禪六世的經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創建於乾隆初，則更是占盡了天時地利。塔身潔白，覆缽上鑲嵌著黃色琉璃環帶，再加上藍天白雲掩映的金色塔刹，簡直完美無缺——被稱為“融合了漢、藏和印度諸風格於一體的巧妙建築”。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遙相呼應，如同雲河間的雙子星座，係頤和園西部風景。
中原地區以及南方流行的佛塔式樣，大多為樓閣式、亭閣式或密簷式。而這種覆缽狀的喇嘛塔，卻遍布北京（僅現存的就有百餘處）。譬如大覺寺的性音和尚塔、潭柘寺的舍利塔，都堪稱其代表。這恐怕跟北方少數民族屢次定都北京有關。元朝把在蒙藏地區廣泛傳播的喇嘛教奉為“國教”，喇嘛塔自然也就很容易在北京地區紮根並且繁衍了。清朝同樣很重視藏傳佛教，東黃寺、西黃寺（合稱黃寺）是清初極有名的喇嘛廟。西黃寺係為迎接西藏黃教領袖達賴五世於1652年進京朝見順治皇帝所建，故又叫達賴廟——從此西藏來京官員和喇嘛都喜歡住在這裏，相當於“西藏駐京辦事處”了。有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點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麵所說的北海白塔，即是順治年間的創舉。北海在清代屬皇家禁苑，順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蓋在了自己的後花園。但這種充滿異域情調的宗教建築（中國喇嘛塔的造型係由尼泊爾傳入）出現在北海，一點也不顯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種紀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時就是忽必烈的宮寢，而忽必烈曾親自下令在遼永安寺遺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否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氣？還是渴望恢複元大都的輝煌？甚至連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樣地叫做永安塔。清代的這座白塔，仿佛元代的那座白塔的另一個化身：不僅是宗教精神方麵的因襲，而且象征著文治武功的重振……
北京的塔，並非隻有喇嘛塔一種。同樣是在元代，也建造過其他式樣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側磚塔胡同的那座“元萬鬆老人塔”，那是七級密簷式青灰色八角形磚塔，可以為證。昌平縣北部銀山的原古延聖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時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簷式磚石結構。當地還流傳著“銀山佛塔數不清”的說法，因為除了這五座金塔、兩座元塔外，山巔坡穀還散布著大小數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但也有樓閣式磚塔。可見自元代以後，更非喇嘛塔的一統天下。“銀山鐵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曆朝積累的塔林令遊客嗟歎：時光流逝，而寶塔長存……
東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燈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傳說係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創建，中經唐尉遲敬德維修。……近年來通過考古鑒定，其實是遼塔。清康熙十八年曾被震圯，隻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在原基座上修複了塔身與頂：磚木結構，密簷實心，八角形，共十三層，高約48米，圍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歸來，坐在運河的龍舟上，發現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數百米的運河水麵，無比驚歎，寫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詩句。
北京金代以前的白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毀了，所剩無幾。崇文門外原有一座建於金大定年間的彌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為法藏寺塔。這座高十丈、共七層的空心塔，可供遊客順著樓梯攀爬——站在頂層，一直能望見香山，即從北京城的東南角望到西北角，視線毫無阻礙。可惜堅守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這座苟延殘喘的古塔還是被拆除了——因其笈笈可危，布滿裂痕，而且像比薩斜塔一樣站不直了。房山雲居寺，令人欽敬之處，不僅在於它珍藏著曆時千餘年的隋唐石刻經，還在於其擁有北塔——在這座八角筍形的唐代舍利塔四角，又名有小唐塔一座，分別建於唐睿宗景雲二年、太極元年（710年、712年），和唐玄宗開元十年、十五年（722年、727年）。我去雲居寺參觀，撫摸著冰涼的磚塔，有夢回唐朝之感它是有福的——居然像唐詩一樣流傳下來了，戰勝了時間！與北塔相對，原來還有一座南塔，係建於遼代天慶七年（1117年）的壓經塔。隻是北塔尚存，南塔卻不幸地毀於劫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