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瑞蚨祥最牛毛，在全國各地開設了數十個分號，“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說得一點也不假。據說解放前的大柵欄，一直是由東、西瑞蚨祥和同仁堂平分的天下。瑞蚨祥，占據了前門外大柵欄的半壁江山。它要撤的話，寸土寸金的天平便會失重的。
而頊林祥才是八大祥的“開山祖”，創立於清代道光、鹹豐年間，傳至光緒初年，已在前門外東、西月牆（甕城內）和鮮魚口外路東分別開有三號綢布店，掌櫃的叫孟燮元。潘治武先生曾講述：“瑞林祥以經營蘇杭上等絲綢錦緞、南繡乃北京‘廣盛茂’細毛皮局加工的海龍、水獺、貂皮、玄狐等高檔商品為主。由於孟燮元精明善謀、交遊廣泛，並在業務、理財上高出同業一籌，使瑞林祥在京城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而贏得顧客稱讚，更由於地處繁華之地的優勢，瑞林祥一路成為北京綢布皮貨行之魁首。光緒中葉，日本巨商井彥一郎曾派數名日本留學生到瑞林祥學商，後於1900年回國。可見，當時瑞林祥的經營管理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聲譽。”連外國人都要來北京的老字號學習經商，孟燮元恐怕相當於那個時代的榮毅仁或李嘉誠了——知名的民族企業家。
但那個時代，商家更不容易，需要在政界找靠山，需要有達官貴人撐腰。瑞林祥投靠了大權在握的清宮總管太監李蓮英——就像李蓮英投靠慈禧太後一樣。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吧。亂世求生存、求發展，也隻能如此了。恰好李大總管想在宮牆之外開辟一塊“自留地”（或者說有“下海”意識），一拍即和。1890年，李蓮英頗大方地將白銀十幾萬兩注入瑞林祥帳房，成為一大股東，隻等著坐收漁利。他也經常以大老板（或“董事長）的身份自居，到店裏來視察一番。”商號上下同仁日久不稱李為總管，而直呼‘掌櫃’，李也欣然得意。李蓮英在宮中以總管太監權勢受賄放官自不待言，通過瑞林祥也偶爾發放官職。例如候補京官齊瑞卿與瑞林祥有交，一日造訪，進店後長趨直入後櫃，入室後突然發現李總管在坐，齊某誠惶誠恐地行叩首禮參拜。事後與孟掌櫃發怨說：“總管在，何不預示？致使餘手足無措耶！‘孟笑答：’汝夢寐以求做官，餘代轉稟可獲！於是李蓮英應瑞林祥之托放齊瑞卿為湖北省漢陽府知府。”（潘治武語）可見瑞林祥快成李蓮英在宮外的辦事處了。有了這麼一把遮天蔽日的保護傘，瑞林祥在業內自然腰板挺得特直。好在它總體上還是規規矩矩做生意，一直是消費者信得過的老牌絲綢店，從不賣假冒偽劣產品。
近來北京有句流行語：翠花，上酸菜！老北京的名菜館裏還真有個叫翠花樓的，不知道那裏麵的酸菜是否由翠花姑娘端上來？
餐飲業的老字號可太多了，比翠花樓更有名的是全聚德、便宜坊、東來順、六必居、鴻賓樓、同和居……包括在虎坊橋一帶紀曉嵐閱微草堂遺址的晉陽飯莊。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一書裏如數家珍，例舉了正陽樓如烤羊肉，致美齋的鍋燒雞、煎餛飩、爆雙脆、爆肚，東興樓的芙蓉雞片、烏魚線、韭菜簍，中興樓的咖喱雞，忠信堂的油爆蝦，鹽局蝦，厚德福的鐵鍋蛋，潤明樓的沙鍋魚翅，青華樓的火腿煨冬筍，曰盛齋的醬牛羊肉，玉華台的水晶蝦餅……都是這些老字號的拿手菜，在別處吃不到的正宗味兒。西城天福號的清醬肉，如今似乎已失傳了，可在梁實秋眼中是能夠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實秋記得正陽樓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徑不過二尺，放在四張八仙桌上，都是擺在小院裏，四周是四把條凳。三五個一夥圍著一個桌子，抬起一條腿踩在條凳上，邊烤邊飲邊吃邊笑……”這是需要像梁山好漢一樣站著吃的燒烤。
有“超級老店”之稱的是柳泉居，原址在護國寺西口路東，後遷至迤南路西。原先院內有一棵垂楊柳（讓人聯想到花和尚魯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經營到民國時期一搬家，全沒有了，名稱也就變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館而兼存放。蓋起於清初，數百年矣。資本厚而信譽堅……”（引自夏仁虎《舊京瑣記》）可以證明它的年齡。老舍童年時就住在柳泉居對麵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紅旗下》一書裏提到），估計為之流過口水。
西珠市口的豐澤園飯莊的字號，是其老板1930年遊中南海豐澤園後所得，為了沾一點殘存的皇氣。他起名時絕對想像不到，幾十年後，國家領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遇見豐澤園的特級廚師，親切握手：“貴寶號和我的住地都叫豐澤園，很有緣分。代我向全體職工問好！”來往的食客一進豐澤園飯莊，聽到這典故，肯定會有特殊的感覺。豐澤園飯店真有福氣，受到了偉人的點評。
舊時的許多餐館都是四合院結構，座落於胡同深處，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氣概。譬如菜市口的廣和居，以擅長烹飪山東菜而出名，引來過張之洞、翁同和、譚嗣同等無數名流光顧，也隻是一套大四合院：“臨街房三間，南山半間為門洞，其門麵磨磚刻花，如今尚有磨麵刻花的小門樓舊跡可尋。門洞正對著院內南房的西山牆，牆上的招牌是磚刻製的，好似影壁院內設前後相通的兩進北房，靠東側設一月亮門，門內南北房是為雅座目成一體。院內各房，皆分大小，或獨飲，或小聚、或大宴，皆盡其妙。”根據穆雪鬆先生的描繪，我們大致能猜測出舊京老餐館的格局與情調。然而可別小瞧了：“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曆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相當於官場的外延。清末書法家何紹基與廣和居為鄰，落魄時像孔乙己一樣在這裏賒賬，店主把他打的欠條當寶貝一般裝裱起來，以展覽其鐵劃銀勾。後來，那位塑了孔乙己的魯迅，也寄宿於附近的紹興會館，常“夜飲於廣和居”（在其日記裏有記載），借酒澆愁，並且最終爆發出一聲《呐喊》。
魯迅曾經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在書信中評價：“至三十世紀，必與唐版媲美矣。”這部用宣紙、木版、水墨套印的箋譜，是在琉璃廠請人鐫刻、印刷的。魯迅對琉璃廠的水墨刻印信箋情有獨鍾，多次去選購。他1933年還函告同仁：“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琉璃廠是很讓魯迅先生牽掛的地方。
我覺得琉璃廠堪稱老北京的一條“文化街”，密集著眾多的書店、紙店、文具店、古董店。經營文房四寶、名流字畫的老字號，首推榮寶齋——店名隱含著“以文會友，榮名為寶”的意思。榮寶齋的匾額是請清代的大狀元陸潤癢書寫的，溫文爾雅。
琉璃廠是看牌匾、看名人手跡的最佳場所。寶古齋古玩鋪是翁同和題寫，韻古齋是寶熙題寫，萃珍齋是寺石公題寫，靜文齋南紙店是徐世昌題寫，鬆古齋是胡浚題寫……類似的老字號還有鬆華齋、清秘閣、淳菁閣、懿文齋呀什麼的。不過有些因世事滄桑早已停辦。不僅找不見牌匾，連門臉兒也沒了。
和魯迅合編《北京箋譜》的鄭振鐸，當年就遊走於琉璃廠，搜訪箋樣、交涉印刷事務。他最讚賞榮寶齋，稱之為“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在這裏他找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等諸多珍品。鄭振鐸踏破鐵鞋也不嫌其累，因為這一係列鱗次櫛比的老字號像約好了在等他這個有心人似的。
老字號永遠給人以一種溫情。當然，也同樣令人懷舊。當年周作人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生活的幻想。”看見老字號的牌匾，他仿佛就走不動路了，忍不住想入非非。我難道不也是如此嗎？我是老字號的一個夢遊者。
《王府井變遷》
我尚是外省的學童時，從地方小報上讀過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偵探小說，內容已記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義在於：讓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個王府井，王府井有個“亨得利”。
後來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項目，走著走著，就到了亨得利鍾表店門前。那一瞬間沒想到別的什麼，而是想起了一篇遙遠的偵探小說——亨得利果然還在啊，仿佛一直等待著我。
我有一種重逢般的感覺：這是我曾經神遊過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虛構的小說才真正完成了現實中的使命——把我引導到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點。
雖然鍾表店裏的老板、營業員乃至進進出出的顧客，恐怕都不曾讀過那篇沒什麼名氣的小說。這隻是我一個人的秘密。夢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終於重疊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樣也證實了夢想中的王府井：並不僅僅作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條現實主義的街道，兩側商鋪林立，人流如織。我和我的那點心思，很快就被新時代的喧囂與躁動給淹沒了。
亨得利的鍾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著——時針、分針、秒針，交替邁步。雖然也曾幾度停擺，但並未阻撓時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為王府井的曆史計時。
逛王府井，我耳畔總回響著鍾表的滴答聲。真奇怪，它似乎比汽車的喇叭聲、商販的吆喝聲、遊客的說笑聲更漂亮，也更真實。我把它當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顆古老的心在跳動。
王府井的老字號，可遠遠不止亨得利一家。
這些年來，我不隻在亨得利買過電子表，還在盛錫福買過遮陽帽，在同升和買過千層底懶漢鞋，甚至還在大明眼鏡公司配過變色鏡。至於稻香村的南味糕點，更是要嚐一嚐的。
對於我來說，在王府井走一圈，購物並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為了感受那古樸而熱鬧的氛圍（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為了朝拜一係列的老字號——我的心情可比懷揣的錢包豐厚得多。
“文革”期間，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鍾表店，正如盛錫福改叫紅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長征鞋店。可結果怎麼樣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終還是重新掛了起來。老百姓都已叫慣了，要改口是很難的。再說，又有什麼必要改呢？
包括王府井也是這樣。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下令將這條街道更名為“莫裏遜大街”——因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治·莫裏遜在路西100號（今271號）居住，而他替袁世凱當皇帝捧過場，後擔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可王府井是絕對不屬於某一個人的。雖然西方人士習慣稱之為莫裏遜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沒有人承認它，依然叫這條街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書寫的莫裏遜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將其投進垃圾堆中。”（王永斌語）
王府井是屬於老百姓的。
老百姓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
至於王府井為何叫王府井，還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無疑的，曾有井也是無疑的。隻是王府早已湮滅，井也“地址不詳”：有人說原工藝美術服務部門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說經濟日報社院內有一口井……為了開發旅遊資源，有關部門確實在天主教堂隔馬路的斜對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蓋與護欄，並加以文字說明。但它是否確為原始的王府之井遺址，估計誰也不敢擔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與人類捉迷藏。或者說，是時間在與人類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側，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隻是空洞的地名，因為井已失蹤。隻是在史料中有相應的記載。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師坊巷誌稿》，言之鑿鑿地聲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講，這一帶的水井太多，反而讓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屬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許王府之井本來就不僅指一座。惟獨井水之甜是無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謹慎，生怕踩破了一個夢。胡同本身，在蒙古語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裏，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見水井之眾多。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廢棄，總之大多數已名存實亡。在普遍安裝了自來水設施的時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為飲水之用，它真正的功效在於審美。
“有井水處皆有柳詞”，本是誇獎宋代詞人柳永的。若泛指的話，有井水處皆有人情，有井水處皆有世故——似乎也說得過去。
北京的胡同，是難以統計的。北京的水井，也是無法計算的（據說帶“井”字的胡同曾有上百條）。它們都屬於被遺忘的角落裏被廢黜的事物，不斷地遭受損壞，隨時都可能麵臨滅頂之災。因為水井的沒落，我不禁擔心起胡同的命運——同樣也會傾覆，隻留下象征性的地名。沒準兒某一天，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雖張掛著某某胡同的門牌，卻已無胡同之格局與氣象。
王府井不就是這樣嗎？豈止不見王府，更找不到那口古老的井了。於是隻好以贗品來代替。
北京的水井，剩下的已不多了。碩果僅存的一些，水都已經枯了吧？甜水井，甜水井簡直像神話。再甜也甜不過滿大街熱銷的雪碧與可樂呀。有了工業化的軟飲料，人們也就忽略或忘卻了田園情調的水井。
參觀為旅遊觀光而發掘的那口“王府井”——銅鑄的井蓋上鐫刻著對典故的解釋。我怎麼讀，怎麼覺得像是為北京水井這一光榮的集體所擬定的墓誌銘。北京的水井已經死了！
而在元代，在明清，整座北京城都是靠井水哺乳、滋潤的。整座北京城，都不過是一扇龐大的井蓋。
北京的水井中，最膾炙人口的當數王府井，其次才是珍妃井呀什麼的。王府井已蛻變成一個抽象的地名。不僅已枯竭，連井址都失傳了。可它仍然是生命之源。它以另一種形式的井水（商業）澆灌著老北京的後裔，人們稱之為“北京的窗口”，以及“中華第一街”。
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王府井大街，確實出名了，為之提供原始依據的王府與井，卻先後消失，徹底變成傳說：“這裏原來是王府的住宅。王爺府中有一口有名的水井……當年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瓏的六角亭子，井口是一塊大石頭鑿的圓孔，井沿很高。井的南麵就是王府大院，很闊氣……”（轉引自趙誌忠著《北京的王府與文化》）
王府井的現實，是與“王府井”的傳說分不開的。
我一度沒弄清王府井所稱的王府，屬於明代的，還是清代的。偶然翻閱《明太宗實錄》，才解開了謎團：“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日興工，至是成。”看來此地曾為明代十位親王的“集體宿舍”——一座座王府唇齒相依。據說這十王府位於今烤鴨店的帥府胡同至長安街一帶。王府井大街就因之而得名：明時稱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時稱王府大街。
十王府選址於東安門外，肯定是因為永樂皇帝的恩賜。東安門是皇城的東門，這十王府屬於“皇城根兒”。皇城根兒下多貴族。東安門在1912年“壬子事變”中被燒毀，南段的皇城城牆於1917年拆除。城已消失，門也不存，惟有東安市場能喚起人們的回憶。東安市場的原址，在清初曾為某王府——你猜是誰的？是吳三桂的。吳三桂被順治封為平西王，其宅邸一定很豪華。他後來因叛亂而身敗名裂，風光一時的“平西王府”自然也難逃厄運——被連根拔除，平毀後移交八旗兵神機營作操場。可惜呀，“平西王”自己最終也被人“平”掉了。王府的遺址，駐紮著一群“打靶歸來”的大兵。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原在王府大街兩側擺地攤的小商小販，全被收容進廢棄的神機營操場，統一管理——命名為“東安市場”。東安市場沾了東安門的光，沾了皇城根兒的光，生意火爆。宣統元年（1909年）的《京華百二竹枝詞》述及其盛況：“新開各處市場寬，買物隨心不費難。若論繁華首一指，請君城內赴東安。”原詩附注：“各處創立市場，以供就近居民購買。東安市場貨物紛錯，市麵繁華，尤為一時之盛。”看來大清帝國的“市場經濟”，最初是從這裏搞起來的。
如今你要去王府井，再也找不到那露天搭棚（俗稱“魚來散”）的東安市場了——一座現代化的“新東安市場”大樓淩空屹立，取而代之。
清末的王府井一條街，是靠東安市場帶火的。加上它南接東交民巷使館區，可以很方便地掙洋人的錢。同樣，它也比其他地段的商鋪銷售更多的進口貨。譬如亨得利，主要推銷瑞士的名牌鍾表——勞力士、浪琴、歐米茄之類。
王府井的明代十王府，早已成了海市蜃樓。廢棄的十王府遺址，清雍正年間營造了賢良寺。
王府雖未留下一磚一瓦、隻鱗片爪，但王府井大街就是這麼叫響的。
其實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據元末明初熊夢祥著《析津誌》記載：元朝時名稱為“丁字街”。主要指今燈市口至金魚胡同一段。這一段，在民國後又叫“八麵槽”——據說路中間有一架八角形的水槽（清朝遺物），原是供南來北往的客商飲馬用的。我想，那時候載人運貨的騾馬（可能還有走過絲綢之路的駱駝），俯飲的一定是甜美的井水吧！
對奔波於城鄉之間的騾馬而言，這架巨大的水槽就是北京的標誌，就是最好的街心花園。
估計那口井，離飲牲口的水槽不會太遠吧？否則一桶桶地拎過去，多麻煩呀。
而今井已失傳，水槽也蕩然無存。
在原先安裝水槽的位置，站立著一位指揮交通的警察。他可以疏導車輛，卻喚不回遙遠的馬群。所有的往事，隻服從歲月的指揮。
《京劇之光》
除了遊覽故宮、長城、頤和園等名勝古跡，也應該關注北京平民化的一麵。我私下以為：沒住過四合院，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沒逛過胡同，等於沒來過北京；同樣，生活在北京，不能不看京劇。
舊時代的北京，有兩個公共場所是極有名的。其一是茶館（老舍寫過），第二就是戲園子。可能因為京劇界雅稱梨園，戲園子的命名，比後來的“劇院”、“劇場”等，多幾分田園情調。老北京市民對城南的戲園子一往情深，不亞於巴黎的紳士貴婦對大歌劇院包廂的熱衷。至今仍能聽見老年人懷念梅蘭芳老板在天橋演的《貴妃醉酒》，找不到形容詞，眼淚汪汪地嘮叨：“那真叫絕了！”隻可意會，不能言傳。稱得上曠世風流了。那時候的“追星族”無論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一個“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頑主氣質，不隻對花鳥蟲魚如此，即使再嚴肅的藝術也會產生遊戲心理。這份心靈的輕鬆是異地少有的。看戲又叫聽戲，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縫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腦袋撥浪鼓浪般悠揚起伏的陶醉狀——這才是真正的戲迷呢，不癡無以成迷。
記得剛移居北京時，正趕上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貨商店也在推銷京劇麵譜，我因忙於立足謀生，未有閑情逸致參加任何活動。後來雖以現代文人形象屢屢進出音樂廳、美術館、豪華電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廳，卻總是與漸趨蕭條的古老京劇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來幾套京劇票，問我可感興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十年，居然未曾現場看過一次京劇，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再打電話邀約其它朋友，大多數情況都跟我相似，甚至有聽說是京劇票而婉言謝絕的。我惆悵地感到：京劇已快成了北京的記憶——尤其拉開了和我們這一代人的距離。問題在於，是它遠離了我們，還是我們遠離了京劇？
所以我騎車去虎坊橋的工人俱樂部看京劇，帶著補課的心情。京劇確實很古老了。據說全市的京劇表演，有時幾個月也輪不上一台戲，這麼發展下去有怎樣的危機呢？但在劇場門口，遇見幾個穿工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幣，問進門的觀眾是否有富餘的票——有一個典型是票友模樣，在老槐樹蔭下悠然自得地哼著像模像樣的段子，很明顯已按捺不住“技癢”。我從他稍顯粗拙的唱腔裏卻聽出了希望。那天是幾位名角演的《盜禦馬》、《打漁殺家》等片斷，當鑼鼓聲震耳欲聾，著戲裝的生旦淨醜魚貫登場，我仿佛重溫了北京的記憶，或古典的北京。不知為什麼，我耳畔仍縈回著劇場門外那位業務票友偷閑練功的聲音——或許，這是今夜另一種畫外音吧。
在電影業發達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娛樂生活中，看戲是最重要的項目。由於北京城曆朝曆代都不乏外來人口會集，市民們興趣廣泛，各路地方戲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場與忠實觀眾，確實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黃梅戲、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劇幸運；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以後，北京城似乎對這項戲劇藝術情有獨鍾，慷慨地貼上自己的標簽，將之命名為京劇（俗稱京戲）。北京是一國之都，所謂京戲自然也就是“國戲”——正如若幹年代後北京話被定為普通話一樣。徽班進京，走的是“上層路線”，從此京劇藝術便發揚光大、風靡全國，獲得了惟我獨尊的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戲劇藝術的重大代表（或曰“國粹”），堪以和外來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劇、話劇乃至交響樂之類）抗衡。
徽班進京，最初贏得了遊手好閑、附庸風雅的八旗子弟歡迎，於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這是京戲在清朝時得以“流行”的基礎。正如《“批判”北京人》一書指出：“票友唱戲猶今之唱卡拉OK，自娛自樂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湊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帶鑼鼓場麵，也不對外演出，純粹自娛自樂。後來票友活動逐漸變到大場麵上，開始唱整出的大戲，甚至粉墨登場，對外演出。”至於清末北京二黃（即京戲）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見夏仁虎《舊京瑣記》），那都是玩物喪誌的結果，不能說是京戲誤人子弟。
為了便於票友們的享樂，京戲有一部分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茶館，但大多是清唱，這樣的場所也叫清唱茶樓或茶社。和飲食文化接軌，既滿足口腹之欲又兼顧聲色之歡。若欣賞完整的正宗京劇，還得在設備完善的戲園子裏，不僅音響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圍逼真，容易“入戲”。可見京戲雖有娛樂消遣的一麵，但畢竟還是個嚴肅的劇種，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參與意識）。京劇行業之所以又叫梨園，是很講究詩情畫意的——它終究追求在市聲塵囂中構築一席超脫的淨土、一方特立獨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補償。這就是它對現實所具備的誘惑力——難怪好此道者人稱戲迷呢。
平民化的戲園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橋一帶有幾座著名的戲園子，是那個時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當年也曾觀眾雲集、掌聲雷動。聽戲時發出的讚賞，那叫喝彩。隻是後來有一段時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謂革命現代京劇（別稱樣板戲），《沙家》、《紅燈記》、《杜鵑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類。觀眾們的神態一律很嚴肅，不像是看戲，而是帶著學習的心情。劇場也變成革命教育的課堂了。今年我又騎車去城南走馬觀花，驚異地發現：許多曾經赫赫有名的舊式戲園子，居然進行了現代工藝的裝修，改成電影院、錄像廳甚至迪斯科舞廳了。和現代盛行的影視藝術相比，古老的京劇或許捉襟見肘，它並不是給人以視覺的刺激，但重在調動觀眾的想象。汪曾祺說：“雖然戲台上尚司徒隻是搖著一根馬鞭，看不出他騎的什麼”，但了解《封神榜》的觀眾看京劇《南陽關》，必然背得出那回腸蕩氣的唱詞：“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劇是一門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趨於蕭條，是因為在燈紅酒綠的消磨中，現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詩意也成為讓人費解的東西。
京劇的命運幾起幾落，至今已成為少數人的藝術（或老人的藝術）。如此推論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劇最令我懷念的還是梅蘭芳的時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時代。聽老人回憶，《貴妃醉酒》上演的時候，可真是萬人空巷——幾乎所有票友都雲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脫銷了，哪怕站在戲園子外麵聽幾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總要順便拜訪鬆柏庵，那兒有座大半個世紀前的梨園公墓。據京劇演員孫毓敏說：“民國初年廟已殘破，廟外有一大塊空地。當時京劇藝人地位低下，晚景淒慘，有的流落街間，死後無處埋葬。由荀慧生發起，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楊小樓等人呼應，每人交300元大洋，買下廟前十二畝荒地，辟為墓地，專供藝人們死後葬身，被稱為梨園公墓。修建了梨園先賢祠，祠內還設‘先人注’，凡對戲曲事業有貢獻的梨園界先人，都在祠內立有牌位。一代名優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先後安葬在這裏……”離此不遠，就是解放後創辦的北京市戲曲學校。我有時看見青年學生在圍牆那邊練武功和吊嗓子。或許，這裏正是京劇藝術記憶與現實的結合部吧。
京劇的英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卻懷念著那些以唱腔、身段、臉譜、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們是過去年代的人們的偶像。霸王別姬、秦瓊賣馬、趙雲求駕、宋江殺惜、林衝夜奔、楊家將及穆（木）桂英掛帥……他們使死去的英雄複活了。他們在表演英雄的過程中成了英雄，藝術的英雄。如果說京劇如今已是一門黃昏的藝術，他們身上卻永遠洋溢著朝霞的魅力——曾經映紅過無數張中國人的麵孔。觀看有關的電影資料，傾聽那些塵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個黃金時代的光輝：金嗓子、銀嗓子爭相碰撞的嘹亮，使我們的日常生活顯得黯然失色。隻可惜，我生不逢時，無法親眼目睹那一群弄湖兒“手把紅旗旗不濕”的雄姿英發。
程長庚算得上是第一號英雄，有廉頗老將之風。他走紅時，恰恰是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飽受西方列強淩辱的中國民眾普遍有呼喚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從其舞台上的壯士形象獲得些許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詩風比擬程氏的唱腔，謂為“天風海濤，黃鍾大呂”。哦，“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能夠表現程氏雄渾沉厚的藝術風格。當時，“伶界大王”譚鑫培也獲得相當一部分票友青睞，程長庚卻不敢苟同：“惟子聲太甘，近於柔靡，亡國音也；我死後，子必獨步，然吾恐中國從此無雄風也。”我不以為這是同行冤家的互相嫉恨。他抑鬱的遺囑分明充滿了對家國命運的擔擾以及對世風日下的悵惘……
幸好後來出了個楊小樓——程長庚可以無憾了。楊小樓是個生龍活虎的武生，並且成為“武戲文唱”的典型。蔣錫武在《京劇精神》中說：“許多武生演員或長於短打，或拙於長靠；或多為俊扮者，而無勾臉戲等等。他們中間有人能拿‘單項第一’，然‘全能冠軍’卻非楊氏莫屬。這就是說，長靠的，短打的，箭衣的，勾臉的，俊扮的，以及猴戲、關羽戲（紅生）等等，他都能‘拿’得起來，且無不精到。”可見，楊小樓屬於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全才。不僅武藝高強，而且大有精神——能勾去觀眾的魂魄，非真英雄難以有此魔力。“猶記小樓在世，戲簾一揚，側身而出，輕微地顫那麼兩三下，然後猛地把頭向台口一轉，眼睛一張，仿佛照亮了全場；雙腳站定，又似安穩了大地，全身挺住連背旗也像塑就的，這時全園雅雀無聲，過了兩三秒鍾才似大夢初醒般齊聲來一個‘碰頭好’。”章靳以回憶楊小樓的一次亮相，簡直就像描繪英雄出世似的。楊小樓演武戲時擅長運用自己修煉的氣功，但有時候又完全是情不自禁地用力——進入劇情了，認為自己就是英雄人物的化身。他與梅蘭芳同台演《長板坡》，有個“趙雲”從背後“抓帔”的動作——被他抓了一下的梅蘭芳，事後讚歎“楊小樓的左手五指像小鐵棒似的貼在我的脊梁上”。他演《野豬林》裏的林衝，又抓了一回高衙內，雖然抓的隻是衣領，扮演高衙內的孫盛世卻感覺到那隻手像鐵箝子一樣越抓越緊，堪稱“鐵爪”。作為北派武生大腕的楊小樓，還曾與南派武生魁首蓋叫天合演《薛家窩》，有點打擂台的意思了。為表示謙讓，小樓請蓋叫天演黃天霸，自己配演恭金龍。蓋叫天不識抬舉，以為正好可以趨勢把楊小樓趕下台。雙刀相會時滿不是那麼回事，楊小樓“始終是蜻蜓款款、蛺蝶翩翩”，穩紮穩打，蓋叫天卻開始“目不暇給，手不暇接，往日玲瓏，似迷六孔”，被打得落花流水，隻得且戰且退。台下的看客紛紛讚歎：“滿台隻有楊小樓，找不到蓋叫天。”連蓋叫天也折服了：“楊老板的把子，不是慢而是快！快得那麼趕落人！可又快得那麼真著清楚。真是功夫！真是功夫！”從此不再敢輕視楊小樓的慢條斯理了。這也算京派與海派的一次交鋒吧。楊小樓生於1878年12月3日，8歲學戲，11歲粉墨登場，整整演了半個世紀，花甲之年還在北京吉祥戲院演了整部《康郎山》，算是告別演出了。因為僅僅半個月後——1938年1月31日，他就病逝在家中床上。或許，他是夢想死在舞台上的。老天爺未遂其願。
據傳說顧隨教授談京劇必談楊小樓，讚美其人有王者風範：“楊小樓唱霸王別姬，那真是帝王氣度；一到金少山，那就完全是山大王了，哪裏有半點兒帝王氣呢……”金少山在他眼中，似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他是以貶金的形式來褒楊。但確實，金少山與楊小樓不可同日而語，僅僅學了點皮毛罷了。他的走紅，隻證明大英雄已絕跡了。
同樣有傲骨的是“譚派”傳人餘叔岩（又有“新譚”之稱）。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之太白遺風。1931年6月，上海灘上作威作福的黑社會頭子杜月笙修建家祠，舉行落成典禮，遍邀京滬名角演戲。京派的梅、楊及其他大腕都應召而去，惟獨屢約餘叔岩卻遭到拒絕——這是一尊請不動的菩薩。杜月笙可能還沒遇到過這樣的硬骨頭，火了，又派人傳話：“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灘。”等於是威脅了。餘叔岩針鋒相對：“寧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戲。”從此果然再未去申城。真正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的好朋友張伯駒賦詩稱讚：“笑他勢力豈能移？直節幹霄竹是師。縱使滬濱難再到，不來出演杜家祠。”
現在，說起京劇，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梅蘭芳。其實，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技藝超群、擔識超群的演員大有人在。隻不過，梅蘭芳後來居上的光彩過於耀眼了，使其周圍的星辰被忽略了。梅蘭芳是幸運的，他的演藝生涯一直延續到解放後；而這時候譚鑫培、楊小樓、餘叔岩等高手都已亡故，梅蘭芳大有獨步劇壇之勢。隻好“舉杯望明月，對影成二人”了。
梅蘭芳堪稱“四大名旦”之首，另三位是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據行家介紹，四人中最難學的是梅蘭芳，因為“抓不住”他——他的技藝太圓熟了，滴水不漏，天衣無縫。“現在梅大爺在台上的玩藝兒，是沒法學的。他隨便抖一抖袖，整一整鬢，走幾步，指一下，滿都好看。很普通的一個老身段，使在他的身上，那就不一樣了。讓人瞧了，覺得舒服。這沒有說的，完全是功夫到了的關係。”這是跟他配過戲的趙桐珊的看法。梅蘭芳演《天女散花》時，真稱得上是吳帶當風，飄飄欲仙也。他的扮相也恰似仙女下凡——比女人還要女人，或者說，塑出女人中的女人，使女性美達到了極致。張中行回憶梅氏的造型：“那是20年代晚期，夜場，我陪一位鄉先輩到中和戲院去看梅演《紅線盜盒》。前麵幾郵演過，台上燈光微弱，該大軸了，一挑簾，梅走出來，台上燈光忽然大亮，滿堂碰頭好。我定晴看，全身珠光明滅，露出的麵部和手，白而像是透明如玉。身材窈窕，真如文言濫調所說，長身玉立。當時的印象是，難怪舊小說形容美女，常用仙女下凡，我確信世間必沒有這樣美的。”雖然吾生也晚，無緣現場觀看梅蘭芳的華姿風韻，讀到張中行的文字描述——知見其人，如聞其聲。一個男人，能把美女給演活了，太了不起了。前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裏也提到梅蘭芳，他於1951年9月來中國把斯大林和平獎金授予宋慶齡，順便觀看梅蘭芳的表演：“我第一次看見梅蘭芳時他已60歲。這位著名的演員扮演一個懷春的少女，他的兒子扮演女仆：所有的演員都是男人。”這使愛倫堡百思不得其解。在外國是找不到這樣的演員的。
梅蘭芳年輕是初露鋒芒，便使老前輩譚鑫培刮目相看。當他風頭正健時，譚大王開始有英雄末路的喟歎了。據說“民國”二年五月間一次“義務夜戲”群雄合作，把觀眾的熱情點燃了，胃口也吊起來了，連譚鑫培都“壓”不住台，隻好請正在另一家戲院表演的梅蘭芳火速趕來，臨時加演了一段，戲迷們才滿意而歸——仿佛不看梅蘭芳一眼，怎麼與不夠盡興似的。梅蘭芳曾經跟譚鑫培“唱對台戲”，以時裝新戲《孽海波瀾》把觀眾都吸引過去了，場場滿座，擠得譚鑫培那兒連連掉座。後生可畏，使老漢不敢提當年勇了。
還有比譚老板更體會到遲暮之感的英雄，餘派的楊寶森。蔣錫武在《京劇精神》中轉引吳小如的回憶：40年代初楊唱雙出《罵曹》、《洪羊洞》，誰知《洪羊洞》“快三眼”一段唱完，觀眾紛紛離席，越唱台下人越少，前排隻剩下吳小如和一位友人，他們便聽一句喝一聲“彩”，楊見此情景，認為是真正“知音”，雖隻剩幾句“散板”，卻愈唱愈好，味道愈濃，友人邊喝彩邊說：“一字一珠，好！”確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楊寶森當時超水平的發揮，估計也是內心酸楚的結果。50年代後他每況愈下，曾經在北京開明劇院（民主劇場）演雙出《當鐧賣馬》和《洪羊洞》，張中行也在場，並記下了那傷心的一幕：“看客稀稀落落，樓上全空，樓下充其量不超過一半。最殺風景的是前幾排裏有兩排外國人，正在鐧已當、馬將賣的時候，一齊起立，列著隊退場了。對於這種情況，捧餘派的人都會難過，何況表演者，正在為英雄末路的秦瓊聲淚俱下呢。”楊氏的淚，是在為秦瓊流的？是在為自己流的？還是在為京劇的沒落流的？英雄啊英雄，都是在鑼鼓喧天中登台，在四麵楚歌中退場。這是誰也擺脫不了的輪回。誰能做到永不言敗呢？
京劇雖然逐漸衰微了，但它確實曾經深深影響過北京人的生活。看戲，是老北京人酷愛領略的一種精神輝煌。舉個小例子：楊小樓演《豔陽樓》裏的高登，念了一句台詞叫“閃開了”，這可不得了，第二天就惹得北京城裏滿大街拉車的，邊跑邊不停地喊“閃開了”，呼請行人讓道；甚至飯館跑堂的在坐滿食堂的餐桌間穿梭，也模仿小樓的腔調叫嚷著“閃開了”。可見京劇的深入民心。不管怎麼說，京劇捧出了早期的明星——他們在我眼中，要比當代的影星呀歌手呀更有人格魅力。或者說，要更有英雄主義的色彩。他們力圖在觀眾心目中樹立的，也是至剛至柔、盡善盡美的藝術形象。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藝術家。跟他們相比，許多當今的明星太蒼白了。
《北大與清華》
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於1898年維新運動時期設立又於1905年停廢的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續辦。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長，標誌著新教育體製在這古老的封建國度裏的推行。這對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北京作為策略地，起著至關重要的鋪墊。
我查閱有關史料，發現了一個被忽略的細節：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為孫中山派遣的專使，代表南方革命勢力規勸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凱表麵上以隆重的禮節歡迎，內心卻根本不願被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秘密策劃了一次大規模的兵變——亂兵們四處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搶掠一空，專使們被迫到使館區避難。這導致了參議院隻得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並決議遷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來北京的心情，與他幾年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樣是在1917年，陳獨秀、李大釗等被聘請到北京大學。在此之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是否可以這麼認為：新青年們開始移師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大學集結著一批最精銳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沒。正因為他提出“兼容並包”的方針，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大批吸收了各種思想觀念的師資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鴻銘、林紓為主的宣揚國故舊派，又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主張變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園之中，針鋒相對，通過授課、演講及辯論等方式進行著白熱化的思想鬥爭，進而影響著青年學生、廣大知識分子甚至整個中國思想界。據史料記載：1918年統計北京大學教員總數達217人（內含教授90人），學生總數1980人（內含研究生148人），在當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所以它容納著那個時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難怪有人說：在“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可見北京新青年們思想的先鋒，已比1919年5月4日的遊行隊伍提前出發了——兩者是一脈相承的。
當時的北京大學校園座落在景山東街馬神廟，處於北京城區的中心地帶，多少年以後才改遷到西北角的海澱區。七十年以後，我作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這片舊校址尋找到棲身之處——今已改作文化部辦公院及宿舍區。分給我的單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學的所謂西齋（據張中行老人說此乃牌號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鬥室隻容一床一桌一書櫥，轉身都困難。一出門就踏上了橫貫東西的五四大街（不知這條街道的原名）。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見老北京大學的紅樓（今文物出版社院內）。紅樓本身就是一個沉甸甸的文物，證明著一段輝煌的曆史，同時也是諸多文化名流的見證。想當年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等，都曾經穿著灰布長衫、圍著白圍巾在紅樓裏出入呢？紅樓這個名稱，永遠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紅樓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曹雪芹夢見的，另一個則從屬於現實——即老北京大學的紅樓，簡直稱得上世紀初的一座文化堡壘，它對曆史的影響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樓閣遜色。
這裏還曾經有一位偉大的過客。1918年9月，湖南書生毛潤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一間民房裏（由於留法預備班設在北大）。他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經常和李大釗、鄧中夏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半年後他就告別了北京，把這段青春的經曆留存於記憶：“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麵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算是一種補償。”（見李銳《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這是他對北京最初的讚美。他恐怕也不曾預測到：再見北京已是1949年，不過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門的城樓上——也是這座美麗的古代都城最尊貴的位置。他主持了開國大典。北京從此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樹人改名魯迅，從紹興變賣了了古宅舉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學執教，講授過哪些課程，我無法查考了。我隻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體剛健的小楷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一係列作品。這一係列代表這位大學大師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樣震撼了那個時代。
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恰巧有個叫徐誌摩的人。據梁實秋介紹：徐誌摩在二十歲的時候與張幼儀女士結婚於浙江硤石，翌年入北京大學。在北大讀了兩年書，又於1918年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社會學係。有趣的是，十年以後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為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長，勸寓居上海的誌摩去北平換換空氣。我舉這個例子僅為了說明：那個時代北大的師生，人才濟濟，甚至無名學生中也會湧現未來的英才。我與其關注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後的那段曆史，莫如說在關注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或者說在關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文化精英輩出的時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國各地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吸引到北京這座城市。從20世紀初到世紀末，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文化中心——構成對外省文人最大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