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卻要努力研究20世紀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現象與社會現象。我知道，我是他們中的一員（否則我不至於對這個課題情有獨鍾），我又是世紀末的遲到者。沒有別的辦法，我隻能按時間順序來劃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掀開中國現代史的第一頁——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的那個時代，他們當之無愧為20世紀進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們置身的是剛剛推翻了帝製、剛剛結束了數千年封建時期的新時代，他們進入的是一座沒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學”為文化旗幟、但又在背影裏隱約拖著傳統的辮子的古都。所以他們不得不以遠道而來的鬥士形象出現，在血氣方剛的壯烈搏擊又不乏浪漫的遊俠作風。他們先聲奪人地占領這個國家文明斷層的上風和世紀更替的關卡，20世紀一代代外省文人湧進北京的灘頭陣地——是他們最先構築的。或者說，他們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識分子。
在他們之後，進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鬱達夫、沈從文、葉聖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當然，我大多以作家為例據——因為文學有時比其它藝術門類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還偏頗地認為：20世紀上半葉最能體現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稱京味作家），隻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紀為北京城特意樹立的一座文學紀念碑。他無法模擬的文風恰似梁實秋對北京傳統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裏人沒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養成喝豆汁的習慣。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外省文人寫北京，即使適應能力再強，也會讓人聽出一絲弦外之音——怎麼寫都隱隱約約有一種鄉愁的味道，這是命中注定的東西，無法徹底擺脫。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鬱達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們感覺中多多少少帶有一絲秋意——莫非他們青春的根本尚遺留在外省？秋意與鄉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單影隻地坐守於景山東街老北京大學的一所舊宿舍，由北京大學展開聯想，寫下了這篇文章。我從外省來北京不是求學的，我說過自己無緣成為北京大學的門生——這並不排除我對它懷有初戀般的感情。說得更博大一點，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學，我的大學——一所高爾基式的社會大學。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園，露天的課堂。我在這所大學裏已經快二十年了，這篇文章權當我的畢業論文。一篇詩化的論文。我用它來強調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橫穿整個世紀的漫長的隊伍。外省學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一代新青年們老了，又一代新青年來報到了。我應該算是最新的一個青年。北京的文人應該永遠懷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這座古城在20世紀的青春。
當代的北京大學座落於海澱的中關村附近，占地麵積開闊，層樓疊幛，金漆彩繪，畫棟雕梁，林木狹疏，更加上人潮如織，書聲琅琅，與景山東街破落蕭瑟的舊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我覺得，北大的靈魂全在於有未名湖——這是畫龍點睛之筆，箐箐校園，莘莘學子，在水一方，便獲得了生命本質的倚仗與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邊的物性人情一向顯得滋潤瀟灑。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燈黃卷的苦讀生涯亦能洋溢遊牧的情調。我每去北大，必要圍繞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種對時空的緬懷與瞻仰。這與本世紀的中國共同經曆了風雨洗禮的高等學府（或可戲稱皇家學院），忠實記錄著無數代新青年的夢想與光榮。
帶有中國封建社會鮮明特征的科學製度是1905年廢除的——知識與教育的一個舊時代從此結束了。據《北京史》記載：“清末民初時期，北京還設立了若幹高等學校和中等專門學校（其中有的是從北京大學分立出來的），像師範大學、工業專門學堂、醫學專門學堂，以及京師法政大學堂（由任學館和進士館改組）、法律學堂、測繪學堂、藝徒學堂、俄文鐵路學堂、巡警學堂、貴胄學堂（朝廷為王公貴族子弟進行軍事教育而設）等等。”該書是這樣總結的，“北京過去是國內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經過學校與科舉之爭，亦即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在文化教育上的鬥爭，到二十世紀初年，北京又迅速成為全國資產階級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這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首先在北京發動的客觀條件之一……”
清華與北大齊名，但它創辦的原因及過程又較為特殊。它是美國國會以“中美親善”的名義，提議在北京興辦一所不是由傳教士出麵主持、但目的在於培養與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的清華學校，經費來源是被退還的庚子賠款——被美國認為是“控製中國的發展，使用從知識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最圓滿與最巧妙的方式”。創辦時間大約是1907至1908年之間。
當時的清華學製是八年，夠漫長的。譬如梁實秋是1915年入校，1923年畢業赴美，他在《清華八年》一文中回憶：“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學校的創立乃是由1908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指定用於教育用途，意識是好的但是帶有深刻的國恥的意味。所以這學校的學製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所以清華也成為外省學生占最大比例的一所大學，它向各省市學生慷慨地敞開北京的大門——這扇校門又相當於國門，走進清華就等於八年後即可出國留學。
“學生們是來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著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聽到，我不相信除了清華之外有任何一個學校其學生籍貫是如此的複雜。由於方言不同，同鄉的觀念容易加強，雖無同鄉會的組織，事實上一省的同鄉自成一個集團。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這樣的土著，清華一共沒有幾個。”梁實秋讀清華的時候，聞一多比他高兩級，而朱湘比他低一班，另外還有孫大雨等人，共同組織了“小說研究社”（後經聞一多建議改為清華文學社），經常在一起說文品詩——他們當時肯定想象不到，自己的名字後來都被寫進中國現代文學史了。
清華也培養、團結了一批青年文人，一批未來的名家。梁思成是梁實秋的同班同學。梁啟超的另外兩個公子也都在清華，因而大名鼎鼎的梁啟超還親自來清華講讀演並授課，後來還被聘為研究所教授。
“五四”運動發生時，梁實秋尚是清華中等科四年級學生。“清華遠在郊外，是五四過後第二三天才和城裏的學生聯絡上。清華學生的領導者是陳長桐。他的領導才能是天生的，他嚴肅而又和藹，冷靜而又熱情，如果他以後不走進銀行而走進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領導能力使得清華學生在這次運動裏盡了應盡的責任……”他在北京學生爭相街頭演講時，梁實秋本人也曾隨同大隊進城，在前門外珠市口他們這一小隊從店鋪裏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在群眾圍觀中慷慨陳詞。當然後來，“北京學生千餘人在天安門被捕，清華的隊伍最整齊，所以集體被捕，所占人數也最多。”這就是梁實秋——當年清華的一位普通學生對“五四”時期記憶與評價。
清華園離頤和園、圓明園均不遠，原是清室某達官貴人的私家花園，即使後來移作校舍，也不乏曲徑通幽、荷塘月色等中國式園林的氛園。據說荷花池畔工寧廳的匾額題寫著著名的“水木清華”四字。在清華園登高西望，代表中國近代一段恥辱曆史的圓明園廢墟便盡陳眼底，斷垣殘壁、夕陽衰草曆曆在目。
鬱達夫從上海來北京，在清華園找到梁實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他陪同去圓明園憑吊遺跡。梁實秋欣然承諾，但後來在文章中寫道：“除了那一堆石頭什麼也看不見了，所謂‘萬園之園’的四十美景隻好參考後人畫圖於想象中得之。”
清華後來以理工科名世，但早期在文科教育方麵也曾有過輝煌的時期，師生中人才濟濟。譬如大學問家吳宓，就是17歲時（1911年）在陝西考取了清華學校公費留美預科，“乃於限期內乘騾車從西安趕赴北京。”1921年留學歸國就任教。他後來回憶：“清華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償所辦，而間接受美國人管理的學校。我作學生時，校中師生講的全是英語，唱的是美國歌，美國史和美國公民學列為正課。舉此可知清華師生所受崇美思想熏陶之深了。”
吳宓1921年留學歸國就任教授，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禮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大師任教。張紫葛著《必香淚酒祭吳宓》一書稱吳宓是中國本世紀不可多得的學術大師，書中還引述了吳宓本人對主持清華園學研究院的記憶：“所聘四大導師王國維、梁任公（啟超）、趙元任、陳寅恪，比皆當代國學大師，其天資之高……王國維博覽強記，以經學言，十三經之經義、傳、注、書、箋，莫不滾瓜爛熟；梁啟超過目不忘，真可謂不世之才；趙元任本習理科，轉治語言文，敏悟大異於常人，成為世界聞名的語言學大師；陳寅恪記憶力之奇特，令人驚訝，不僅經史子集並世界史實、宗教著述爛熟於胸，乃至滿室圖書上某書存於某架，某典載於某書某頁，無不指稱無誤，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奮實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見，四子莫不夙興夜寐，孜孜不倦……”
當然，王國維後來投昆明湖自殺，傳說他一直蓄辮子、穿馬蹄袖，俱為哀悼傳統文化之衰敗及清王朝的覆滅。吳宓曾為王國維治喪，他認為“世傳是似而非”，據他所知“於國維並不留戀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國肇始之前，怒罵革命黨，穢詈萬端。等到民國建立，他們急轉彎”剪辮子、穿西裝，高喊民主、共和。王國維深以為恥。為了表示對這種無恥投機的憤慨，他就以蓄辮子、穿馬蹄袖來表示品德之分……不管原因如何，王國維投水自沉了。有詩人發揮：一個舊時代拖著王國維那最後的辮子，終於消失在地平線上——一個新時代從此真正地展開。
北大、清華、國際關係學院及人民大學等等，都集結於海澱，海澱因而成為北京的學院區——又有學生之城的稱法。查閱地圖，也常能從這一帶發現“學院路”之類的地名。海澱區本屬於京城西北郊，也因而大大地出名了。我愛海澱，因為海澱有那麼多古老或年輕的大學，有那麼多永遠的青年。曆史與現實相互映照著——海澱海澱，凝聚著北京的大學夢，也凝聚著中國的大學夢。山外青山樓外樓，海澱是北京城外的另一座文化都城，是城門之外的大學城。它也是篝火熊熊的青春熔爐；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
《公園》
我不知道做這樣的判斷是否準確：北京是公園最多的一座城市——至少在中國是這樣的。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與數據，僅僅憑借在這座城市裏多年的生活經驗和對它的主觀印象就匆忙地得出以上結論。但我相信，即使治學嚴謹的園藝專家恐怕也反駁不了我的觀點。在這方麵，或許隻有以園林藝術飲譽天下的蘇州能與北京相提並論。蘇州園林，在古代大多是達官貴人的宅邸，曲橋回廊，假山魚池，亭台樓閣，精致有餘，審美空間卻過於緊湊且狹窄，給人的印象如盆景，是大自然精神的縮影，需放大若幹倍來想象才能體會到天地萬物的自由呼吸；若是跟北京西山腳下雍容華麗的皇家園林相比，頓時顯得小氣。這可能也體現了南方與北方性格上的差異或陰陽互補。拙政園與獅子林已算蘇州最大的園林了，走在雕梁畫棟、粉牆黑瓦的布景中，覺得天空是低矮的，縱然賞心悅目，但視野仍不無壓抑——可見它是封閉性的，充分映證了封建時期地主階層的心態。北京的公園則洋溢著傲視群雄的王者之氣——每當我走進頤和園或圓明園，湖光山色如同折扇豁然敞開，總有一咱令人蕩氣回腸的感覺。天圓地方，風起雲湧，它呈現的開放性使你覺得風景君臨於萬物之上，而曆史君臨於風景之上。香山、景山、北海、昆明湖、玉淵潭……北京公園裏的山水充滿真實性，不像蘇州園林——隻能靠假山石與金魚池來模擬與代替。所以我認為，北京的公園是寫實的，蘇州園林則是象征意味的。
從地理位置上看，景山就像紫禁城的後花園，北海則是皇族和嬪妃休閑時溜出宮牆劃船戲水、享受自由的地方。如果時間更寬裕或心情更好點，皇帝、太後會在文武大臣以及儀仗隊的擁護下去路程稍遠的頤和園、圓明園，那帶有去效外踏青的意味了。至於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在明清兩季完全作為禦駕光臨祭祀神仙及祖先之聖地，皇氣逼人，戒備森嚴，市井閑人莫敢輕易踏入一步（那可是殺頭之罪）……改朝換代之後，它們雖然全成為平民化的公園，買幾塊錢的門票即可喜笑顏開地進去瞻仰、遊覽一番。作為布衣百姓，看來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推翻了王權的民主時代確實是幸福的——風景麵前人人平等。當代作家史鐵生對地壇公園是有感情的，他那部膾炙人口的名作《我與地壇》，就是描述自己每天黃昏坐著輪椅在地壇的花圃裏遊逛，在天與地的庇護下進行都市隱士式的哲思。做地壇的鄰居是有福氣——那裏的每一塊泥土都積累著大地的神氣，期待著人類紮下生存與思想的根。樹根是大地隱蔽在黑暗中的胡須，思想者的觸須則構成深入地層的閃電。前些年，北京的許多公園都流行月票（譬如我毗鄰的景山），供本地居民早晨鍛煉（打太極拳、舞劍、跑步、練氣功），空地上經常能碰見老太太們扭秧歌或京劇迷在帶露水的樹陰下練嗓子。我剛來北京時感到詫異——我一直以為月票是公共汽車以及地鐵的專利呢。持有北京某家公園的月票是值得驕傲的——你精神上已與它聯姻了，你對於它不再是陌生人，它賦予你特殊的通行證。這種便民措施不知今天是否還在延續？我已很長時間沒有閑情逸致逛公園了——除非為外地來的朋友導遊。但那時候我僅僅是陪客而已。獨自路過公園我總是腳步匆匆，過其門而不入，一邊為日常瑣事忙碌一邊感歎：生活的節拍要是能慢下來該有多好，我真想進去重溫一番閑庭漫步的感覺——或許那才是我們期盼的真正的生活。北京的許多公園，似乎專門是為遊客預備的——或者，是為情人預備的。誰沒曾經把一段一段零碎的熱戀時光拋擲在公園的花前月下呢？
公園屬於旅遊、休閑、戀愛、回憶、約會、寫詩的時光。但不是談生意的最佳場所，不是追名逐利的地方。那樣會煞風景的。北京的公園也不例。世俗生活中的“加班族”（如我），不得不遺憾地成為公園的門外漢。縱然一牆之隔，但麵對市聲塵囂的壓迫，風景如畫的公園仿佛伊甸園一樣在麻木的心靈中變得遙遠了。不帶任何目的地逛公園，對於我輩是奢侈的（時間上的奢侈），正如公園的門票普遍都漲價了。在封建時代尊貴如天堂的紫禁城，自本世紀以來也對外開放了（改叫故宮），堪稱中國最重要的公園、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園。它不僅僅體現在空間上，更令人感慨的審美效果在於對時間、對曆史的漫遊——所以說它是屬於回憶的公園。這裏沉積了中國的一段回憶。故宮接待的中外遊客人次，累計起來肯定是天文數字了。故宮的門票，如今也漲到五十元人民幣一張了。
北京的公園啊。不知為什麼，我尤其偏愛天安門西邊的中山公園，置身鬧市中心，園內的環境卻分外清靜，遊客不是很多，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極整齊，像被遺忘的一方淨土，大隱隱於市——對於公園難道也如此？中山公園有五色士社稷壇——江山社稷，皇帝時也要頂禮膜拜的。但與現實聯係得最密切的是它的音樂堂，我多次在那清高的殿堂裏聽過音樂會——而且是西洋交響樂團的演奏。聽交響樂就需要類似的與塵世既親密又疏離的外部環境。城南的陶然亭公園也很有名士風采，有山有湖有亭子，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據說陶然亭美景不可或缺的一項條件是還要有雪。在下雪天去逛陶然亭才能體會到它本質的神韻，所以陶然亭的雪景出名了。又有一種說法：陶然亭其實沒有亭子，它所謂的亭子隻是高基上一個南北略長的方形院子——至少不能算做亭子。張中行老人告訴我們：陶然亭是清朝康熙年間江藻所建，所以又名江亭……每到秋風送爽的時候，銀灰色的葦梢隨風擺動，伴隨著斷斷續續的蟋蟀的哀吟，使人不能不感到春光易盡，綺夢難償。這正是文人墨客願意經曆的，所以二三百年來成為京城士女的吊古傷懷之地。這麼說陶然亭是憂鬱氣質的——以此區別於其他公園。憂鬱也是一種貴族的品味。陶然亭，陶然亭，從清朝起就這麼叫了，越叫越順口。難道一代代才子佳人都被它的名稱欺騙了？所以我寧願相信陶然亭是有亭子的。它那感傷的夢就是一座無法取締的空中樓閣。亭子永遠是它的製高點。
紫竹院公園、團結湖公園、水碓子公園、紅領巾公園……北京的大公園大得嚇人，譬如香山公園，那因紅葉而出名的山區就是整個公園的麵積；但最小的公園仿佛也隻有巴掌般大，或者套用福克納形容自己故鄉小鎮的比喻：小得像一張郵票。北京的公園大都是古老的，但也有極年輕的。南郊的大觀園建於80年代末，是仿照《紅樓夢》小說中的建築格局設計的，憑空而起（據說原址是一片農民的菜地），卻很有勇氣地給自己取了個經典的名字：大觀園。它有瀟湘館、怡紅院、稻香村等等，於是林妹妹寶哥哥便從讀者的想象中遷居此地了。甚至有不明內情的外地遊客信以為真：一部世界名著的故事就是在這裏誕生的。作為公園的大觀園實際上相當於重複表演才子佳人悲劇賺觀眾眼淚的戲園子。北京最年輕的公園要算是豐台以南的世界公園了——它的名稱也最大氣。裏麵按比例縮小地仿造了從埃及金字塔到巴黎聖母院等全球名勝古跡。它既是對遠方的模仿與企及，又是對世界的縮寫：世界在這裏變小了。也許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大公園。在這座最博大最廣義的公園裏，我們不是短暫的遊客，而是永恒的居民。世界的意義有一半是它自身具備的，而它的另一半——世界的文明，則是人類創造的。
是北京的公園使我聯想到這麼多。
逛公園，逛著逛著，我就走神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遊記寫著寫著就跑題了。我要盡快返回原先的思路——北京的公園啊……
《八大胡同》
談論妓女，是比較敏感的話題。但在舊時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範圍之內，與販夫走卒無異。因而我輩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時，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雖然唐宋的詩人（譬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長寫“花間詞”的柳永）與妓女的關係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難登上大雅之堂的，頂多屬於“民間團體”罷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關漢卿，他作為當紅的詞曲作家出沒於勾欄瓦舍之間，與媚眼頻拋的歌伎舞女們打情罵俏。關漢卿生長於元大都，堪稱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裏一樣能找到大腕的感覺。
對妓女的記載一般隻能見諸於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馬可·波羅遊記》，較早介紹了北京地區（時稱元大都）妓女的規模與狀況。馬可·波羅說新都城內和舊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約有2.5萬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個特設的官吏監督，而這些官吏又服從總管的指揮。給人的感覺，元大都對妓女也實行半軍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員相當於百夫長或千夫長，行之有效地統率著天子腳下的紅粉軍團。妓女甚至進入了這個歐亞大帝國的外事（外交）領域：“每當有外國專使來到大都，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為了用最優等的禮貌款待他們，大汗特令總管給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個高等妓女，並且每夜一換。派人管理她們的目的就在於此。”妓女的“覺悟”好像也挺高，“都認為這樣的差事是自己對大汗應盡的一種義務，因此不收任何報酬。”不知馬可·波羅統計的妓女數目是否有誇張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冊登記的暗娼？“賣淫婦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內營業的，她們隻能在近郊附近拉客營生……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萬五千人。無數商人和其他旅客為京都所吸引，不斷地往來，所以這樣多的娼妓並沒有供過於求。”看來那是一個“性解放”的時代。不過在當時，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沒有第二座城市，能養得起如此龐大的妓女隊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觀了。
明朝的北京，紅燈區又是什麼樣的呢？我不太清楚。手頭沒有現成的資料。我隻聽說，導致吳三桂衝冠一怒的紅顏——陳圓圓，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陳名沅，為太原故家女，善詩畫，工琴曲，遭亂被擄，淪為玉峰歌伎，自樹幟樂籍而後，豔名大著。凡買笑征歌之客，都喚她做沅姬。身價既高，凡侍一宴須五金，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馬王孫，墜鞭公子，趨之若鶩，大有車馬盈門之勢。即詞人墨客，凡以詩詞題贈沅姬的，亦更仆難數。”後來，崇禎皇帝駕下西宮國丈田畹，以千金購之，將其包養起來。再後來，吳大將軍去田府串門，一見圓圓，驚為天人，愛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兩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裏，妻妾成群。紫禁城儼然已成最大的“紅燈區”。大紅燈籠高高掛。隻不過三千粉黛，都是為一個人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宮女無辜（雖然也會爭風吃醋“搶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貪婪最無恥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於女色的緣故。而清帝中，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讓小太監扮作仆人，頻頻光顧八大胡同，跟上了癮似的。結果染上梅毒，18歲暴卒。既誤國，又害了自己。
好像這也是有傳統的。更早的時候，宋徽宗就嚐過去民間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戀東京名妓李師師，偷偷挖了一條地道通往妓院。不僅跟“追星”的詞人周邦彥“撞車”了，還中過梁山好漢宋江的“埋伏”。
明末出了個陳圓圓，晚清出了個賽金花。賽金花絕對屬於“另類”。她生長於煙花巷陌，遇見大狀元洪鈞，就從良了。雖然隻是妾，卻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德、俄、荷、奧四國，算是出過遠門，見識了外麵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過維多利亞女王與威廉皇帝）。很出風頭的。自海外歸來，因洪鈞早逝，家裏斷炊了，就重操舊業。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載：“自石頭胡同而西曰陝西巷，光緒庚子時，名妓賽金花張豔幟於是。”以昔狀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門賣笑，本來就適宜作為花邊新聞炒作，賽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錯，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偏偏賽金花天生是盞不省油的燈，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期間，她與德帥瓦德西鬧了場滿城風雨的“跨國之戀”……真不知她怎麼想的。
1936年，劉半農領著研究生商鴻逵訪問人老珠黃的賽金花，由賽口述、商執筆，寫了本《賽金花本事》。此為比當代的暢銷書《絕對隱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實錄”。“大學教授要為妓女寫書，轟動了整個社會，書出版後銷售一空。”（葉祖孚語）
說起老北京的妓院，人們首先會想到八大胡同。所謂八大胡同，並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位於前門外大柵欄附近，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京都勝跡》一書引用過當時的一首打油詩：“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口的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弦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係一小橫巷，西通陝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廊營、小外廊營）。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國後，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為八大胡同火上澆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價收買參、眾兩院800名議員（號稱八百羅漢），每人月薪800塊現大洋。而國會的會址位於宣武門外象來街（今新華社），“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後，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遊。位於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這段文字，見之於方彪著《北京簡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載入史冊”了。
八大胡同曾是賽金花“重張豔幟”之處，但畢竟出了小鳳仙那樣真正的義妓。袁世凱複辟稱帝期間，滇軍首領蔡鍔身陷虎穴，為擺脫監控，假裝醉生夢死，放蕩不羈於八大胡同，因而結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鳳仙。小鳳仙膽識過人，掩護臥薪嚐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個叫蔡鬆坡（蔡鍔）的人，在雲南舉行了倒袁起義，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夢。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於北海西北角的鬆坡圖書館。麵對蔡鍔的起義，袁世凱籌劃已久的君主製度像一枕黃粱般破滅了……”（林語堂語）蔡鍔為中國的民主製度立下汗馬功勞，其中似應有小鳳仙的一份，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說英雄救美，可這回卻是淪落風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
有一部老電影叫《蔡鍔與小鳳仙》，就是表現這位紅塵女子跟北伐名將的知音之情。蔡鍔是王心剛演的，小鳳仙是張瑜演的。
根據《燕都舊事》一書引用的資料：“民國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國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國六、七年間，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遷，北平不如過去繁榮，妓院、妓女的數字也隨之下降。民國十八年（1929年），北京頭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下處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處）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計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實際上暗娼的數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數字比這大得多。”據說妓院的房間很矮小擁擠，跟鴿子籠似的，隻能放下一張床及一桌一椅，那裏麵收容著煙花女子們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國成立後，妓女們也得到了解放。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決議，一夜之間封閉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舊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號，原來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寶茶室，門框上麵“聚寶榮室”四字猶存。“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居住在裏麵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字，他們不願意這些象征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朱家胡同45號，原先的妓院叫“臨春樓”（一聽這名字就很媚俗），門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樣；裏麵的住戶，抬頭低頭都能看見，估計同樣很不是滋味。“這裏樓下5間房，樓上也是5間房，每間房約9平方米，原先樓上樓下都是7間房，每間房隻有6平方米，後來改成5間，略大了些，但仍是鴿子籠似的……”6平方米的空間，雖小，裏麵卻浸染著一部血淚史。當然，故事早已失傳了，麵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頭等者，硬件設施要高檔一些，甚至很豪華，可以想見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進進出出的都是舊時代的大款吧？百順胡同，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專為上流社會提供服務的。譬如49號，是個四麵環樓的院落（屬於另類的四合院），“每麵4間房，樓上共16間，樓下也是16間，每間房均10平方米大。有個樓梯通到樓上，樓梯還結實，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杆。看了這個頭等妓院，可以想像從前這裏妓女倚門賣笑，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從這裏散發出來的汙濁空氣腐蝕著整個北京城。”我嚐試用現成的古詩句串聯一番：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可惜隻批駁了站在台麵上的商女，沒來得及諷刺幕後的嫖客。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鮮廉寡恥——那是在花錢買“亡國”啊。頭等妓院除了經營“老本行”，額外還提供餐飲遊樂，堪稱全方位的服務。韓家潭27號，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門口上麵有個名叫李鍾豫的人題了‘慶元春’三字，是這家妓院的名字。這裏院子比較寬暢，隻有南北兩麵有兩層樓房，每麵都是樓上4間，樓下4間，兩麵共16間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間約有10平方米。這是富人們的銷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錯，經過修理的樓梯上還釘著一塊‘本莊寄售南腿’的木牌，證明從前這裏的飲食水平。”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隻是，聞風而至的公子王孫，並非真的垂涎於此地之夥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樓宇間的妓女們，為投其所好，即使不會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將南美的大腿舞學上幾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值得一提的是，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今名韓家胡同），曾是閑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大隱隱於市嘛）。“他生於明清之際，進北京似在入清以後，請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芥子園’為名，題楹聯曰：十載藤花樹，三春芥子園。”此語我是聽詩人邵燕祥說的。我想，芥子園，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吧？想這放蕩不羈的李笠翁，即使挾妓醉飲，也不會怎麼臉紅的。他老人家並不在乎與八大胡同的秦樓楚館為芳鄰，不在乎後人說閑話。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鷹結伴去韓家潭小學跟少先隊員們見麵。是否輔導作文？“那時候還不知道李漁在這條街上住過。隻知道韓家潭是所謂‘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當時看校舍破舊陰暗，猜想或許正是舊日青樓，又不便問，心中如堵。近年有時去鐵樹斜街（原名李鐵拐斜街，頗富民俗色彩，不知為什麼一定要改名，是怕誤解為嘲弄殘廢人嗎），房管所在那兒；左近屬於‘八大胡同’的石頭胡同、陝西巷，四十多年前已盡掃勾欄穢氣，不過民居沒太變樣；韓家潭胡同較大，寬敞些，但也絕無芥子園的痕跡了。”
前一段時間，有好事者，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作為旅遊景點，吸引中外觀光客，哪怕是進行一番“憶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積極意義。此言一出，在報端立即招致眾人反對：有人說，老北京的風俗，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橋、大柵欄、琉璃廠等等，夠玩的了；有人說，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代人對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會產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種種，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最好是索性將其從中國人的記憶裏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的曆史階段的產物。至於是否有必要列為景點隆重推出？確實夠讓人為難的。懷古乎？懷舊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紐約的紅燈區還是有區別的。東、西方的道德觀念，也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遊客推薦“胡同遊”（坐在老式的人力車上，體驗一番“胡同竄子”的感覺），但八大胡同並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屬於被（刻意）遺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葉祖孚、邵燕祥諸君，要麼是“微服私訪”，要麼是不期而遇，都沒有大張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著“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寫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詞酌句，生怕錯說出什麼不得體的話。
至今沒踏訪過八大胡同舊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隻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並評述一番這昔日青樓地帶的風風雨雨。
談論妓女，一如在談論洪水猛獸。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紅燈區，仿佛是人類囚禁、奴役自身的“動物園”。或者說，都展覽著人性向獸性演變的複雜過程。令後世之觀眾惆悵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們無意間目擊了人類心靈中曾有過的陰暗麵。華美的肉體與醜陋的靈魂，形成鮮明的對比。
《燕都往事談》一書，在原則乃至語氣上把握得很準、很正，雖涉及了一些煙雲往事（或煙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強調：“舊北京也有它的陰暗麵：公開和不公開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賭博，以及算卦相麵、坑蒙拐騙……充斥著這座古城的底層，散發著臭氣，毒害著人民。紙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惡的淵藪，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後，這些垃圾堆被鐵掃帚掃到九霄雲外去了。本書記下這些資料，目的在於讓後人知道舊社會曾有這樣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萬不能讓沉渣泛起。”正氣凜然，可作示範。該序言雖署名“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聽說執筆者正是葉祖孚先生，文風老辣！
我工作過的單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帶某宅院辦公。這幢老房子格局較奇怪，四麵皆兩層小樓，中有天井。房間數量多，但各自的麵積小，頗封閉。作為互不幹擾的單人辦公室倒正合適。於是同事們紛紛搶占有利地形。雖然年久失修，但室內及走廊所鋪實木地板絕對是好材料，依舊棱角分明，隻不過踩起來咯吱響而已。後來聽街坊說，此處日偽期間曾為妓院，各間暗室裏皆擱有貼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頓時花容失色，上班時全敞開著門。我想她們的緊張是可以理解的：誰知道這老宅裏有沒有孽債，有沒有冤魂？說不定曾有鐵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婦）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裏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邊跟領導下過棋。從此盡量繞道而行。
後來，單位搬遷了，離開那幢宅院，那條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長氣。
讀老照片，能對清末的妓女有更為直觀的印象。我發現，當時有兩類女性頗愛照相的，其一是宮廷女性（以慈禧太後為代表），其二是煙花女子。前者是因為與洋人接觸的機會多，難免忍不住好奇心，攝影留念。後者也同樣如此，隻不過場合不同罷了。外國使節或傳教士，在紫禁城與頤和園裏，跟慈禧太後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壞了禮儀。於是，業餘時間，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膽地見識神秘的東方女性。飲酒作樂之餘，難免技癢，順便掏出照相機來，摁一摁快門。在中國，民間的女子中，很難有誰能像妓女這麼大方，經得起陌生的藍眼睛的挑逗與注視。於是，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攝影愛好者”們，終於在胡同深處尋找到最稱心如意的模特兒。
賽金花各個時期的玉照，我見過許多幅。她堪稱是當時最“上鏡”的中國女性了，拍照時比慈禧太後要放鬆，況且也更年輕。挺會擺姿勢、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說明，你會以為畫中人是某大家閨秀。
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女郎，穿著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襖，在畫棟雕梁間搔首弄姿。客觀地說，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有些尚未擺脫村姑的稚氣），比同時期上海灘的摩登女郎要顯得土氣一些。她們雖然碰巧進入“洋鏡頭”了，但估計還沒使用過巴黎香水、倫敦口紅。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別不舒服。那是兩位俄國大兵（肯定是八國聯軍的），各自正摟著一個強作笑顏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強作出來的），圍坐在八仙桌邊，高舉酒杯合影。隻需看一眼，你就會明白，所謂的“鐵蹄”，指的是什麼。當時，連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顫栗，更何況八大胡同呢？這一回，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照相機了，還有口徑更大的槍炮。想一想那一時期的中國，命運的悲慘，似乎並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強到哪裏。需要同時麵對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簡直連招架之力都沒有。
舊中國，對於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強來說，就是可以自由進出、肆意妄為的八大胡同。他們到這塊古老而豐腴的土地上來，是為了尋芳的，為了探寶的，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蹂躪其自尊。他們並不是腰纏十萬貫來消費的，而是借助堅船利炮來掠奪的。
從上麵這張妓院的照片裏，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影子，一個無比屈辱因而無比漫長的瞬間。對其中的那兩位表情尷尬的女性，我很憐憫，有什麼辦法呢，身若飄篷的弱女子，隻能隨波逐流地忍受命運的擺布；她們承擔著的其實是雙重的恥辱（從肉體到靈魂），因為她們不僅是飽受欺淩的妓女，同時又是毫無尊嚴的亡國奴。
我關心的是：在畫麵之內以及之外，中國的男人們，都到哪裏去了？為什麼拋棄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據了解，當時中國的天字第一號“男子漢”——皇帝本人，已一溜煙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難去了。唉，光緒真夠窩囊的，臨出逃前不僅無法搭救心愛的珍妃（被慈禧太後下令投進井裏），更顧不上照料皇城的婦女們（包括社會底層的妓女），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即將身陷水深火熱之中……
難怪有騷客借用古代國夫人的詩句（當時她所在的王國的軍隊，全部向入侵者繳械投降了），來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盡無一人是男兒！”
這張八國聯軍逛窯子的照片，是侵略者親手拍攝的。他們以此紀念自己的雙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電影《望鄉》，通過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經曆的滄桑，表現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國拋棄（甚至歸國後還受到歧視）的苦難生活。作為一個戰敗國，能以電影的方式對那一卑微的群體加以關注與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才能做出決定的。
而中國人，不大可能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為聯軍侵華期間的）拍一部電影的。正如他們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跡保護的範圍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遊景點？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嘴巴嗎？傳統的觀念是：家醜不可外揚，舊事（主要指負麵的）不必重提。
中國人，不大好意思（或沒有勇氣）直麵慘痛的曆史與慘淡的人生。
更談不上反思以及檢討了。
他們通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曾遭遇的尷尬與羞恥，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錯誤。
莫非正因為如此，中國人雖經曆了幾千年興盛衰亡的大循環，卻一向被公認為是“樂觀”的民族？
自19世紀初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屢屢受傷，很容易受傷。卻很少真正地“傷心”。因為他們掌握了遺忘的技巧。因為他們的想法很簡單：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說這是魯迅先生所批判的“國民劣根性”也罷，你說這是民族性格中堅韌的一麵也罷。
畢竟，而今的中國人，已徹底改變了“亡國奴”的身份，並且“洗腦”般地擺脫了恥辱的記憶。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為一種美德，或一種勇敢。
逛北京城，無意間碰見八大胡同遺址，其實大可不必繞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