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1967年的“七二○事件”是“文革”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夥甚至說，武漢“七二○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衝擊毛澤東駐地——
標：“文革”中的“陳再道兵變”
“七二○事件”發生前
當時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回憶說：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風暴”，全國性的造反奪權達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各級黨政機關癱瘓了，大批負責同誌被戴高帽，掛黑牌，“架飛機”，遊街示眾；工廠停工，學校停課；連軍區機關也經常受到衝擊。
“一月風暴”刮起時，我和鍾漢華同誌（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在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1月23日，毛主席命令，軍隊要介入“文化大革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葉劍英等老帥為了穩定軍隊，穩定局勢，製訂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於當月28日報經毛主席批準公布。
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根據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以及其他軍區執行八條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漢地區軍內外煽動極左思潮，搞打、砸、搶、抄、抓的一批壞頭頭和骨幹分子。3月21日，武漢軍區又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這些措施，有效地穩定了局勢，保護了大批幹部、群眾。軍區還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讓大批地方同誌站出來工作，扭轉生產形勢。以上這些做法，受到了武漢軍民的擁護。
武漢地區形勢的穩定和發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也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關注。4月6日，林彪和王力、關鋒、戚本禹合夥炮製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經批準公布了。十條命令是針對八條命令來的，命令公布後，江青和陳伯達拍手叫好。
這種愈演愈烈的極左行徑，激起了武漢軍民的極大憤慨。5月16日，若幹群眾組織自發地成立了“百萬雄師聯絡站”。“百萬雄師”認為：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不能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
在“中央文革”的操縱下，武漢群眾和南下的造反派四處衝殺，致使兩派衝突加劇，武鬥升級，慘案時有發生。而這時，“中央文革”卻又倒打一耙，把武鬥的責任歸咎於“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6月26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發來電報：“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製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幹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凶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這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電報，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們收集材料，並且每天向“中央”彙報一次。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電報後，我們立即讓兩派群眾組織選出代表，作好赴京彙報的準備。7月初，我打電話給周總理說：群眾組織的代表已經選好，可以到北京開會了。7月10日左右，總理回電話，說群眾組織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漢解決問題。
毛主席和周總理到武漢，使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極為恐慌。7月13日，總理決定到武漢，飛機降落後，總理見沒有人接他，還以為我和鍾漢華同誌被造反派弄走了。劉豐把總理接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後，總理問劉豐：陳再道、鍾漢華到哪裏去了？劉豐張口結舌答不出來。總理這才讓劉豐通知我們，叫我們趕去。總理到武漢，“中央文革”和吳法憲把持的空軍不通知武漢軍區，這是極為反常的。
本來，總理是沒有打算讓王力去武漢的。總理給在重慶的謝富治打電話，叫他第二天趕到武漢，負責主席的安全。和謝富治一起的王力聽說這一消息，連夜和關鋒通話。他們密謀後，王力便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但是他們到武漢的當天晚上，就違反總理關於中央代表團暫時不要公開露麵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報不可。謝富治、王力又有意識地下車和造反派談話，公開身份。7月15日，武漢造反派舉行盛大遊行，歡迎謝富治、王力來解決武漢問題，並把他們稱為“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武漢軍民包括高級幹部一時都被弄糊塗了，他們深懷疑慮：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怎麼知道？
“七二○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漢三鎮到處播放謝富治和王力在水利電力學院講話的實況錄音，同時還有王力的“四點指示”。聽到這些，武漢軍民肺都氣炸了。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事情一發生，軍區領導同誌即趕到現場做工作，同時告訴王力，說“百萬雄師”聽了他在水電學院的講話錄音後，十分氣憤，占領了軍區大院，要求謝富治、王力接見他們。王力聽說後冷笑幾聲，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既不叫醒已經睡覺的謝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約拖了兩個多鍾頭，王力才叫醒了謝富治。這時，“百萬雄師”已經到了東湖賓館，無法扭轉局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