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五年五月，國內旱象嚴重，劉秀認為這是由於官吏執法不準確，冤獄太多，百姓仇恨，惹得上天發怒而造成，他命令京都洛陽、三輔和各郡國的官員要認真清理獄中的囚徒，規定隻要不是犯死罪的，一律釋放；有爵位的可用爵位頂罪，務必選擇柔順善良的人擔任政府官員，黜退貪官酷吏。根據這道詔令，前漢時期設在長安的26所監獄被全部撤銷，隻有掌管刑獄的延尉在洛陽保留了兩所詔獄，以關押奉皇帝旨令而緝捕的重要人犯。之後，劉秀還多次下詔，要各地切實履行減輕刑罰的方針。
邊境地區情況複雜，刑法也比內地重，按規定，隻要偷盜五十斛穀物的，即被判死刑。劉秀在建武十八年發布詔書，要求邊境地區的法律也應比照內地的規定執行，不許酷吏們利用苛法大開妄殺之門。
建武十四年，全國已經實現了統一，一些大臣聯名上書說：“古代肉刑嚴重，則人人畏懼法令，今憲律寬輕，因而作奸犯科的人不害怕，應當增添科條禁令，堵住犯罪之源。”
劉秀把這交給公卿們討論。光祿勳杜林在廷議時慷慨陳詞：“人有臉，樹有皮。人的臉麵和尊嚴如若受到侮辱，義節和風尚就會受到挫折。法令繁多，隻能給心術不正的人造成鑽空子機會。因此，孔子主張對老百姓應‘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導之以德，齊之以和’。明君聖主，無不奉此為金科玉律。前漢初年廢除暴秦苛政，四海之內莫不歡慶太平，士民百姓無不安居樂業。可到了後來，法令越來越多，連民間饋送一點瓜果菜蔬，都成了行賄受賄；犯一點小小過錯，也被問成死罪。這樣做的結果適得其反，法律成了形式，命令不起作用，上下之間互相包庇，弊病越來越深、因此，現在實施的輕刑，簡法政策決不能輕易改變。”
劉秀稱讚說：“杜林說得對。”沒有批準增添科條禁令建議，從而使得東漢初年的國家政治形勢逐漸穩定，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創造了“光武中興”的盛世。
光武帝是在西漢自成、哀、新莽以來社會積弊日深、天下大亂的基礎上重建漢王朝統治的。所以他在位的33年中。“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不求赫赫之功，唯求恢複、穩定。他所建立的國家，雖然聲稱是承襲西漢舊製，但實際上，無論是在統治機構方麵還是在統治政策措施方麵，都比西漢更加完備、有力，為東漢王朝奠定了近200年的統治基礎。
可見，實施“柔道”自古以來就是一種人們十分欣賞和提倡的應變術，其策略往往運用在處理內部矛盾或衝突上。雖然內部矛盾並沒有根本的利害分歧，但如果處理方式不當，也會導致矛盾的激化，並可能最終演化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諸葛亮在《將苑》中說：“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製強，以柔製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所以不僅剛強是鬥爭的手段，柔弱更是不可忽視的一種策略。武力征討、暴力製服雖然可以取得鬥爭的勝利，但懷柔、籠絡卻能達到製取人心的目的。有時候由於條件不成熟，不便使用武力等強硬手段，或者即使運用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安撫、懷柔的政策則可輕易地降服對手，收到更好的效果。
當然，“柔術”的使用最終還是為了達到“克剛”的目的，所以在運用這一策略時，必須處處將手段與所要實現的目的聯係起來，巧妙地抓住關節點，利用這一手段使自己擺脫被動的局麵，導向最後的勝利。消極的“柔”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戰爭中一味“柔”的人，等待他的必然是失敗。
多留一手就能多一手
趙匡胤“朕亦醉矣”和稀泥
鄭板橋在擔任縣令的時候，給自己提出過兩則座右銘：難得糊塗，吃虧是福。在“難得糊塗”四個大字下麵還作了幾行小字注，“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很顯然他所說的“糊塗”，並非專指昏庸之意，而是告誡人們要努力避免那些自作聰明以及聰明過頭的愚蠢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