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外號“孫大炮”，那充滿激情的演說確實如連發的“重磅炸彈”，轟擊得保皇派目瞪口呆，也爆炸得反動派潰不成軍。資產階級改良派本來還有“畫皮”包裹著，在資產階級上層，尤其是海外僑商中，有很大的欺騙性，但在“孫大炮”的猛烈炮火下，紛紛丟盔卸甲，隻能瞠目結舌地望著“三民主義”的不斷深入人心而手足無措。張弼士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就成了“三民主義”的信徒。他的家中就訂有一份《民報》。
中山先生“致力革命”百折不撓，不斷地武裝起義，不斷地流血犧牲，但總是從血泊中爬起來，掩埋掉同誌的屍體，揩幹淨身上的血跡，又呼嘯著勇往直前。這種前仆後繼的英雄氣概，實在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怎能不感動愛國誌士張弼士？須知他也是一腔熱國熱血呀！
“心有靈犀一點通”，古往今來，“愛國”像一根又韌又長的紅線，把所有以國家民族為念的人們連結在一起。不分男女，不論南北，更不管貧富貴賤，隻要是愛國同誌，就會共同組成鋼鐵長城，彙成滾滾洪流。張弼士的投身資產階級革命潮流也是必然的。
然而，路卻不是筆直的，他要擺脫因襲的重擔並不那麼容易，何況周圍的環境也決非惟有革命黨人！
康有為流亡國外，在華僑世界很有影響，人們厭棄那個在“垂簾”後麵作威作福的女人。這女人連下嚴厲的通緝令，欲置這位“南海先生”於死地，可華僑世界卻把滿腔的熱情都投給了這個維新派的帶頭人。他們認為“戊戌變法”的英雄主張必然有理，而這個康南海先生偏偏是保皇派，堅決反對“過激”的革命黨。孫中山要取消帝製，鼓吹共和；他卻要維護“英主”光緒皇帝，為光緒“親政”而奔波。這股勢力不可謂不大，孫中山與之論戰之激烈，原因正在於此。
清政府玩弄政治手段，一九〇六年宣布“預備立憲”，這給了改良派極大的幻想，尤其是資產階級上層，他們神往英國的“憲政”：如果能建立“責任內閣”的話，保留一個“君王”又有何妨？辦企業是需要一個穩定、統一局麵的。孫中山的主張是靠鐵與火的，弄不好就要死人，何況已經死了很多的人。如果“文明改革”，走“君主立憲”的道路豈不更好？“立憲改良派”勢力大得很。
陰霾的政治天空，風雲變幻，張弼士深感受一個“生意人”的局限，莫衷一是。所以他的政治態度如何，竟一時沒有明確的答但那畢竟是個燃燒著激情的年代，革命已經如火如荼，起義此起彼伏，清王朝氣數已盡，不滅亡有違天理。海內外有識之士都已形成共識，準備埋葬這個“末代王朝”了。
然而，這個王朝卻在末日時變得更加瘋狂，“垂死掙紮”的麵孔更加猙獰。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內閣”名單，連袁世凱都被排除在外，說袁世凱得了“腳疾”，不便在任上行走，皇恩浩蕩，允準他到洹上休養。同月，又頒布了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鐵路風潮。
鐵路風潮，中心自然是川漢、粵漢鐵路。清廷派出了端方，不惜製造血案，在成都拘捕革命黨人，屠殺愛國誌士，也有其他地方揮舞屠刀。蘇浙鐵路掀起了保路運動，有個叫湯壽潛的，發電質詢軍機處，稱“盛宣懷為蘇浙路罪魁禍首”，竟被“嚴旨斥責”，說其“措辭諸多荒謬，狂悖已極……故作危言聳聽，其用心詭譎，尤不可問。”清廷是決心孤注一擲，決不改弦易張了。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弼士態度明朗化了——支持辛亥革命，為“亂黨”提供資助。
孫中山在接二連三的起義失敗後，仍舊堅持革命，但“孫文不名一文錢也，所攜惟革命精神”。他派胡漢民等革命骨幹分子到海外去募捐。
胡漢民來到了新加坡。
張弼士的長子張秩君找到胡漢民，要求參加同盟會。
這還了得！雖說新加坡遠在南洋，清政府鞭長莫及。但張弼士畢竟還是清廷官員呀！頭品頂戴，商務大臣，其子怎麼竟作叛逆？須知在清廷看來，所有革命黨人都是“亂黨”，罪在不赦。膽敢推翻朝廷，那是要滿門抄斬的。湯壽潛就是個例子，身份地位在江南如日行中天，德高望重，地方名紳，隻因對朝廷的倒行逆施略置微詞，就被“嚴旨斥責”，何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張秩君！這不是去“捋虎須”嗎？
人們當然知道這並不是“兒戲”，住張弼士的七八個兒子中張秩君是長子，而且謹遵父教。當然，他長於交際，跟政界人物有來往，但參加同盟會這樣的大事，決不會自作主張。所以就有人前來“進諫”。
張弼士冷峻地問：“怎麼了？”
來人無法作答。
“殺人了？放火了？還是搶劫了？”張弼士又冒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來人好不尷尬，沒想到竟碰了一中釘子。在尷尬難堪之後，終於掙紮著開了口：
“可你畢竟是朝廷要員呀！”
不錯，我是朝廷封的侍郎。皇帝要給我這榮耀，我也隻能愧領，但這卻不是世襲的蔭封。孩子要通過別的途徑，取得一種榮耀，我是不能幹涉的。更何況，我對目前的榮耀已沒有什麼信心這是再明確不過的表態了。老子采取這種態度，他人算什麼東西？來人自討沒趣，隻能囁嚅著說：秩君年輕……
“不錯！”張弼士截斷了來人的話，“我已老朽，不能主宰孩子未來的命運。政見不同不是殺人放火，是朝廷的敵人不等於是公眾的敵人，我憑什麼要幹涉兒子？讓他走自己的路好了。”
這就樣，一個清廷侍郎的長子竟成了“亂黨”孫中山麾下的早期同盟會會員。
胡漢民想見張弼士，張弼士卻作了難。
他很想見，想聽聽這位著名的革命黨人對中國前途的見解，但又怕公開見。因為他張弼士已經成為公眾人物了，他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內容。他畏懼一些人說他“事君不忠”，“身在曹營心在漢”，即便是“腹非”，他也投鼠忌器。無論如此，在傳統道德裏，“背叛”總是個不雅的字眼。
在這種情況下，隻有“秘密會見”了。
會見的地點選在一座小教堂的後麵。張弼士不是基督教徒，但卻混入作“彌撒”的人流。他不是在耶穌的十字架前懺悔，而是來到了二個密室。胡漢民已在那裏等待，一見他進來，立刻從白色的高背椅上站起來，摘下了白手套，緊緊地握住張弼士的手說：
“久仰，久仰！”
張弼士慌忙致歉：“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本該盡地主之誼，在寒舍接待貴客，隻是礙於穿補服的身份，不願見諸文字。望能體諒敝人的苦衷，幸勿以‘騎牆’見怪。”
“哪裏，哪裏，”胡漢民十分豁達地說，“革命無需講究繁規縟節，況且弼士先生光明磊落，有口皆碑。漢民正有事請教。”
寒暄過後，張弼士洗耳聆聽胡漢民宣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聆聽，別看張弼士已經年逾花甲，德高望重，卻在虛懷若穀地聽一個年輕後生講天下大勢。盡管主要是胡漢民在講，可氣氛卻十分融洽。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這老少兩代人“拯救祖國”的心靈是緊緊連在一起的。講民族主義嗎“韃虜”統治華夏近三百年，已經是腐朽之極，天怒人怨，不驅逐是無天理；講民主主義嗎？早早出國，闖蕩南洋，遊曆歐美的華僑首領，自是西方民主最早的神往者；講民生主義嗎？張弼士畢生奮鬥的目標也正在此。正所謂“誌同道合”，“響鼓無須重錘擂”，張弼士很快就在胡漢民的娓娓講述中陶醉了。他感到那些話語宛若瀟瀟春雨，滋潤著他的心田，而且很快在這春雨沐浴中躍躍欲試了。
胡漢民終於說出了此行的目的：“張老先生在僑鄉德高望重，如能慷慨解囊，必致僑商影從，漢民就有幸不辱使命了。”
“先生過獎了！”張弼士自謙道，“老夫不是振臂一呼，天下雲集的那種角色；不過，解囊卻是義不容辭的。”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胡漢民在南洋各地的活動，雖然來遭到公開的追捕，但仍屬於非法的秘密活動，所以雖然很多愛國僑胞都有心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但卻多持“觀望”的態度。張弼士在華僑當中的地位和影響，決定了他的舉足輕重。人們在矚望著他，胡漢民也在矚望著他。
這種情況他不是不知道。
沉吟片刻，他表態說：“我可以認捐三十萬。”
三十萬可不是個小數目，當時最好的細白洋麵每袋才兩塊錢。
——袋是四十四斤。
所以，胡漢民立即表示感謝：“有先生的這三十萬，練一支勁旅，五年給養足矣！”
張弼士又道，“隻是，我不便於公開出麵，可由秩君代之。當然，海外唐人問及，也這樣講。望能體諒我的苦衷，不願惹留鞭之人‘腹非’耳！”
胡漢民未置可否。
張弼士未免訕訕，片刻之後又說：“華僑世界我將竭力而為，對君的活動盡力支持，有心之人自然明白我的態度，當不致有礙君之使命。”
果然，華僑世界踴躍捐款了。在胡漢民奔走的過程中不乏集會，張弼士在這樣的聚會前後對胡漢民極盡讚揚之能事，人們還不明白嗎？所以都樂得追隨張秩君之後，相繼捐款。胡漢民滿載而歸。
張弼士曾擔任過閩廣農工路礦大臣，所以在胡漢民臨行時告知：“我已對閩地紳商暗中叮囑，讓他們務必支持孫文先生的盛舉。有關錢餉一事，如有需要，不妨開口。”
後來，福建義軍突起時，張弼士通過各種途徑又支援了七萬元。
當時，他曾對南洋和廣東諸多的張氏集團的企業下過“讚助革命”的命令。張秩君捐助三十萬元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申斥，反而受到褒獎，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誰還沒有這種“眼色”？所以，張弼士究竟為支持辛亥革命花了多少錢，是一個缺乏統計的數宇，隻有張秩君經手的三十萬元見於記載。
這也許是後來孫中山先生參觀張裕公司並留有題詞的契機。
——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中國曆史上一上劃時代的日子。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獲得了成功，不僅敲響了統治華夏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的喪鍾，而且埋葬了沿襲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這一年是辛亥年，故稱之為“辛亥革命”。
全國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各省紛紛通電宣布獨立，響應辛亥革命。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宣布光複；次日江西通電獨立；僅僅過了六天，山西光複；次日，雲南光複；兩天之後，上海光複；次日，貴州光複；又次日，江蘇光複、浙江獨立；僅僅隔了一天，十二月七日，廣西光複；八日福建光複；九日廣東光複。短短一個月，十幾個省宣布脫離滿清王朝，南方各省都有了自己的政權。廣東最後，比武昌起義晚了三十天。
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驚恐萬狀，立即宣布起用袁世凱為湖廣大臣。但這時的袁世凱已身價百倍了，豈是一個封疆大吏所能收買的？你不是說我有“腳疾”嗎？“我腳疾未愈”，需要繼續在洹上休養。清廷無奈，抬高價碼，不到半月，又公布他為“欽差大臣”，但袁世凱還是不肯俯就。三日之後，再晉封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時，袁世凱才健步如飛，親自下令北洋新軍南下，先後攻陷漢口、漢陽，又隔江炮轟武昌革命督軍府，使首義的武昌城危在旦夕；同時脅迫攝政大臣醇親王載灃引咎辭職歸藩，名義上由隆裕太後垂簾聽政，實際上他袁世凱大權獨攬。
工於權術的袁世凱是個集亂世奸雄與治世巨匠於一身的人物。他在中國已經形成的南北對峙局麵中縱橫捭闔：一方麵在此方實力派中利用革命風暴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麵又在南方革命派中玩弄政治陰謀，扮演讚成“共和”的角色。
南方，經曆了武昌首義集團與蘇浙東南集團爭權奪利的磨擦之後，由於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從海外歸來而暫時統一。由於中山先生崇高的威望，所以四天之後即被各省代表公推為臨時大總統。
中國有了真正的政治中心。
但是，南京政府剛剛成立，就處在十分困難的境地。首先是財政，籌餉無著，舉債無門。百般無奈，孫中山、黃興被迫通過盛宣懷向日本正金財團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出讓漢冶萍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作為中日合辦企業，由公司向臨時政府提供借款五百萬元，合同未簽即輿情嘩然，連章太炎都指責“鑄成大錯”，張謇更是一馬當先，加以勸阻。
孫中山無可奈何地解釋：
“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複無益。年內無巨宗收人，即將立賠……而環顧一省又無一錢供給。以言借債，南北交相破壞。非有私產，不能為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