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張弼士終於對腐朽的滿清朝廷徹底絕望了，他讓兒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後，他在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進行著艱難的選擇，體驗著中華民族“走向共和”的艱難。
“辛亥革命”爆發時，張弼士剛剛度過了“古稀之年”。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目睹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崩潰，其心緒究竟如何，也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曆史話題。
事情從“辛亥革命”之前說起。一九〇四年秋天，張弼士奉旨進京，準備接受清廷的第三次接見。
這次接見十分隆重，張之洞私下裏告訴他，將賞戴頭品花翎，並補太仆寺正卿，實授商部考察外部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等顯赫職務。這種“隆恩”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對於一個從海外歸來的並非讀經應試出身的人來說，已經是破格了又破格，足見朝廷“思賢若渴”的誠意了。
這件事對張弼士的人生道路，特別是他對清廷的態度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思緒幾乎又回到了出發點——皇恩浩蕩呀！
回想第一次在京等待召見時，曾目睹過這樣的場景：
慈禧太後鑾駕回官。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文武百官出城恭迎聖駕。當時狂風呼嘯，暴雨傾盆，許多白發蒼蒼的耄耋大臣跪迎道路兩側，積水淹沒膝蓋以上，全身匍匐，惶恐萬狀，不敢仰視，宛若一群落湯雞。
慈禧太後儀仗威嚴，前有虎賁甲士開道，後有車騎扈從殿後，太後乘坐的超級龍鳳大轎由十四副轎杆、二十八名轎夫抬行，女官、太監前呼後擁，五色旌旗獵獵招展，金瓜斧鉞森然林立，好不域風這個情景，反差實在太強烈了。他剛從海外歸來，在情感上實在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他為那道邊上的群臣感到十分的悲涼。
他們之中當然不乏“屍位素餐”的庸碌之輩，但也肯定有學富五車的的飽學之士。他已經接觸過不少清廷命官，其中當然有不少渾渾噩噩隻知盤剝的墨吏，但也確有優國擾民的智謀之人。他們何至於全部如此下賤了難道就為了區區薪俸，抑或赫赫地位，就如此卑躬屈節，向著一個風騷娘們兒如此拜倒在地嗎？
他的思緒自然轉到了那龍鳳大轎裏麵的娘們兒身上。這個亙古少有的女人“垂簾聽政”，統治華夏已近半個世紀，何德何能？
不就僅僅因為得到了鹹豐皇帝的寵愛，懷上了“龍種”而“母以子貴”當上了太後嗎？她善於玩弄權術，將曾國藩、李鴻章等玩弄於股掌之間，用他們來對付恭親王、醇親王之輩，才穩穩當當地當她的“老佛爺”。可是這個“老佛爺”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又弄得怎麼樣？列強橫行，民不聊生，國力孱弱，百業凋敝。隨著他歸國的次數越多越多，看到的慘象越來越凶。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卻照樣地在作威作福，照樣地讓天下人不管賢愚都得頂禮膜拜。這算什麼道理？
深受亨利爵士、希爾醫生影響的張弼士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他在蒼涼之後甚至有點憤憤然，為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其中的“智者”抱不平。
然而他畢竟又是一個秀才的兒子。自幼讀聖賢書，明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如果不是漂泊南洋，他連想都不敢。
“怎麼能對太後‘腹非’呢？須知這可是‘大不敬’的。”他應當俅父輩一樣，自覺“誅心”，把任何叛逆的思想幼芽，扼殺在搖籃之中奇怪的是，這種想法隨著他在海外的遭遇而不斷地強化。他在海外創業的年代，正是他的祖國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列強淩辱的年代。隨著祖國災難的日益深重，海外華僑受到的迫害與歧視也在日益深重。本來，那裏的殖民主義者就不斷地挑撥當地土著與“庸人”的關係，千方百計地掀起排擠華人的濁浪借以維護其殖民主義統治；隨著祖國的危機日益加深，殖民地化越來越嚴重，他們更變本加厲，瘋狂反華。生活教會了張弼士，令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和全體華僑的命運跟祖國的興衰是息息相關的。所以他才攜巨責回國創業。心想隻有祖國富強了，全體華人，包括華僑，才會改變受歧視的命運。
在這樣的時刻，他是將清廷，包括那個在海外名聲很臭的“老佛爺”當成祖國的象征的。誰代表祖國？當然是朝廷。朝廷與祖國是個統一體，忠於祖國就得忠於朝廷，所以他在接受朝廷的封賞時，盡管一百個不願當官，但還是在故鄉大埔“豎旗杆”，以示光宗耀祖。
在他的心目中，朝廷是“神聖”的，所謂“天子”雲雲，他並不深信，可也決不反對。一個國家總得有“元首”，英、美皆然。清廷就是中國的元首，隻不過未經“選舉”而已。老皇帝也是遴選太子的，也許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張弼士仍舊是“忠君”為上。至於慈禧的垂簾，他認為不過是“權宜之計”，他並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左右中國的命運。
然而，歸國所見很快打碎了他的“愚見”。首先是“這個女人不尋常”。這種“不尋常”不是因為她手腕高明，自然更不是因為她“姿色不凡”，而是因為她代表著一股強大的勢力，二股散發著“朽木”氣息而又不許有任何翻動的勢力，已經千瘡百孔卻隻準說盡善盡美的勢力壓得舉國萬馬齊喑。他要在這種勢力的夾縫中班苦創業，深以為可以振實業、開民智，從而讓中國煥發些生氣，不至於一味地愚昧落後下去。
然而，現實卻令他不斷地失望。
不斷地失望之後，他還是苦苦地掙紮。二個信念是：朝廷是郭的，事情都壞在臣僚身上，正如佛經是好的，卻讓歪嘴的和尚念寁了一樣。好比他去黃河振災，朝廷的本意自然是體恤民情的，即使要他出資，要他在南洋募捐，他也體諒朝廷“財竭”的苦衷，決不懷疑賑災的動機；雖然下麵那些承辦的胥吏，中飽私囊，貪汙賑糧的事屢屢發生，但這不能怨朝廷。“君是開明之君，而臣卻是誤國之臣”，這便是支撐他精神世界的支柱。
然而，接二連三的重大事件在他身邊發生了。不是置身海外“聽說”的，而是置身內地，親眼目睹的。他不能不在極度震驚之後，認真思索。先是甲午海戰，接著是戊戌變法，不久又是庚子兵變、辛醜條約。他的精神支柱轟然崩塌。尤其是庚子兵變，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這是一國的首都呀！為什麼連一點點像樣的抵抗都沒有？他不能不把思索的矛頭指向了那個執“國柄”的女人——
大敵當前，扔下天下子民，獨自逃命，這哪裏還有半點社稷之念？哪裏還有半點太後的尊嚴可說？至少你留守北京，也讓天下軍人可以“勤王”，可你卻溜之大吉，不是讓“勤王”之師跟著你逃跑嗎？
難道這就是他在海外視為神聖的祖國的象征嗎？難道他和眾多的海外赤子朝思暮想的祖國，竟把這樣的一個女人當作神聖的偶像嗎？她真的就是眾多僑胞賴以呼喊求救的祖國的“當家人”？
她真的能“當家”嗎？
不！她隻會作威作福，隻會要她那婆娘的威風。如果說在她剛人主兩宮時還有點作為，能夠帶來“同光中興”的話，那麼到了晚年，她就昏聵得不可名狀，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誤國賊”了。
是的，這個朝令夕改、反複無常的婆娘正是中國最大的“誤國賊”！
可是，麵對著這樣一個誤國事之尤的女人，數億須眉又能奈她何？康有為和梁啟超之流都是人傑精英，而且多是他的同鄉，但卻血染菜市口。譚嗣同還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也不過空留要變革的筍勇佳話而已。麵對這般頑冥不化的勢力，似乎誰都無能為力。
介商賈，再富有資本，再長袖善舞也是無濟於事的。他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同時也對朝廷絕望了。
老實講，此時的張弼士在絕望中已經萌動了革命的萌芽，隻是無人指路而已。
然而，卻又有了這次不同一般的召見。
這一來又令張弼士大為感動，“士為知己者死”的古訓真是根深蒂固。
張弼士對朝廷的幻想死灰複燃了。
他仍想為朝廷竭盡綿薄，奉獻忠心，於是連夜把自己久久思索的救國之策，寫成了數以千言的十二條建議，提出招商承辦農工路礦，增設各省官商合辦公司和商辦鐵路支線；並提出抵製洋貨，以商戰收回利權等等。在谘呈中竟有“振勳奉召來京，仰蒙皇太後、皇上殷殷垂詢，以招徠商務為命，跪聆之下，欽佩莫名，嚐聞世之策商務者，莫不日招徠外洋華商，振興農工路礦……”等語，儼然一個大清國的赤膽忠臣在為朝廷出謀劃策。
當然，此呈得到了清廷的褒獎，誇讚了幾句“治國良策”雲雲。
這竟令張弼士十分高興，覺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進諫”，居然得到了賞識，再不好好幹就實在對不住朝廷了。於是身體力行，不顧年逾花甲，又南北奔波起來。鐵道之外，一九〇六年起，又在廣東繼續大規模投資：包括在廣東惠州歸善縣屬的平海白沙湖創辦裕興玻璃公司，機製玻璃；又在歸善縣屬的淡水墩頭港以及霞湧至白沙湖一帶地方，鋪設小鐵路一條，以圖貨物轉運便捷。其間，他還委派江西補用知縣張啟明連同美國工程師王林士、日本工程師小鬆等前往勘測。張弼士鑒於中國工業設備落後，技術力量缺乏的實際情況，在堅持“主權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則基礎上，購置西方機械設備，引進西方技術，發展中國的機器製造業，聘請意大利、美國、日本等國家工程技術人員在廣州西關彩虹橋創辦了亞通公司，機製布匹；在廣東佛山創辦了裕益公司，機器製磚。此外，還接辦了停辦的開建金礦場，興辦了福裕鹽田公司；在廣東雷州送溪縣地ケ，創辦了普生機械火犁墾牧公司，“製造機犁用於墾牧”，以拖拉機併耘，張弼士成為中國最早引進農業機械的人。
他在廣“東的一係列投資，旨在振興廣東實業，繼續實踐他的”華人當為祖國效力的諾言。
他還把經營範圍擴大到了廣西。一九〇七年，張弼士接辦了粵人譚日章、陳廣昌合辦的廣西華興三岔銀礦公司，增資數十萬元，並易名為寶興公司。其間，他聘用西方礦師，勘察礦區，修築龍山道路。利運輸。他與廣西巡撫黃槐森一道，從泰西購來抽水機、打風機、運礦石機等，以及當時很先進的冶煉爐。新建成的礦區規模宏大，西式樓房矗立滿山，為世人所矚目。這座礦山有礦工兩千多人，守兵數十人，規模一點也不比煙台張裕公司小。
當時，三岔寶興銀礦公司名聲大振。
張弼士不愧為一個辦實業的企業家。他在創辦實業的才華上，堪稱“天之驕子”、“世之巨擘”，可是他的“條陳”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良策”隻是掛在慈禧太後的嘴上，成為她活動嘴巴的由頭，卻絕不會在實踐中奏凱，像他身體力行“忙活”的結果那樣。
可憐的張弼士，隻能依舊是在失望與掙紮的交替中苦度歲月。
這時，爆發了“鐵路風潮”。
鐵“盜”事件，使他終生積蓄損失過半，一夜之間幾乎變成了“窮光蛋”。
他被人強奸了，卻無法傾訴自己的滿腹憤懣。
從自己的切膚之痛中，他萌生了革命的衝動。他對清廷已經不再抱有幻想，可以說是徹底絕望了。
個飽經風霜的老人，步履艱難地走向了“革命”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在探索著另一條救國道路。
早在一八九四年，他就上書李鴻章，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張被拒絕後，遂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和“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政綱。次年，在香港設立機關，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事泄未成。一九〇〇年又派人至廣東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失敗後繼續在國外聯絡誌士，籌備武裝起義，九〇五年在日本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確定“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階級政綱，提出“三民主義”學說，創辦く民報》，宣傳革命，同改良派激烈論戰。此後在國內外發動武裝起義。其中尤以他的主要助手黃興領導的起義影響最大。從二九〇七年起，黃興先後參與或指揮了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今睦南關）起義、低廉上思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和廣州新軍起義。二九二一年與趙聲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親率敢死隊進軍督署。雖然誌士們流血犧牲，出現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但革命黨人的浩然正氣卻永遠彪炳史冊。黃興在辛亥革命後被推舉為革命軍總司令，成為重要的革命領袖。
孫中山這些重要的革命活動，許多是發生在張弼士的故鄉——廣東，而且，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人。孫中山的主張和學說，張弼士怎麼能充耳不聞？他不僅“耳詳”而且著實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