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1960年同1957年相比，人均消費量，糧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鎮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農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豬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鎮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農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減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一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時間內，除某些特殊供應外，市場上幾乎沒有禽蛋等食品的供應，就連鍋、碗、盆、筷之類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難買到。為了控製物價上漲，合理分配商品，隻好采取憑證、定量供應的辦法，肉蛋糖等按戶憑證供應，一些日用品憑工業券購買，人民的吃穿用全麵緊張。第三，財政赤字嚴重。"大躍進"期間，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職工增加過多，造成財政連年赤字。1960年7、8月間，財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億元，比上月減少12億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減少2.3億元，下降4.3％。到年底，國家財政收入共572.3億元，支出654.1億元，財政赤字高達81.8億元。貨幣流通量達到95.9億元，比上年增加20.8億元，增加27.7％；而當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隻比上年增長9.2％。全國集市貿易的價格比1957年上漲了25.4％。第四，糧食極度缺乏。嚴重缺糧問題1960年5月就已開始出現。當時，各糧食調出省所調出的糧食，隻完成了調出的一半。100億斤的出口收購計劃也隻完成了30億斤。據國務院財貿辦公室6月15日給中央的報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周轉庫存非常薄弱，北京隻能銷7天，天津隻能銷10天，上海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的lO個主要城市也隻能銷八九天。如再不緊急調運糧食，上述城市就有脫銷的危險。
雖然中央要求有關省、自治區必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搶時間，把一切需要調運和能夠調運的糧食盡快地集運外調。然而，這一年的夏糧產量仍然減產，隻有626億斤。各地糧食供應困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從7月1日到8月25日，征購糧入庫139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51億斤；而糧食銷售152億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億斤。這個時期的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00億斤。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決定立即壓低城鄉居民的口糧標準。農村的口糧標準，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區，應當維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糧。其中災區應當更低一些；豐收地區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過400斤原糧，淮河以北地區，應當壓低到平均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原糧，東北等一部分嚴寒地區可以稍高一點；而各省的重災區，則應當壓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糧標準，除了高溫、高空、井下和重體力勞動的職工以外，其餘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須壓低標準兩斤左右（商品糧）。
由於糧食減產和征購量較大，1960年農村留糧比1957年減少37.1％。人均糧食消費量比1957年減少35.3％。以至於山東、河南、山西、安徽、江蘇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剛過就出現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況。糧食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據部分省、區和共青團中央反映，有相當一部分職工、學生和居民患了浮腫病。例如，10月和11月間，重慶市9所大學患浮腫病的人數占師生總數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學占13.5％；山東省財政廳競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婦女病等疾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更為嚴重的是，全國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還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現象。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陽縣就死人8萬多，新蔡縣死人近10。萬。1960年，全國人口淨減了1000萬人。
為了擺脫全國性的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即1960年到1962年補充計劃問題，總結幾年來經濟建設工作。毛澤東在會上寫了《十年總結》的文章，扼要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發展過程，強調指出："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能深刻地認識它。我們還要以第二個十年的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他在會議上還強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指出：1958年、1959年曾經講數量，今年要講質量、規格、品種，要把品種、質量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並要求對1960年計劃指標還要加以調整，指標應留有餘地。這些，對於改正盲目追求數量，針對困難，尋找克服困難的出路，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