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醫療是農民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主要依靠集體經濟舉辦的和帶有公益福利性質的醫療製度。培養赤腳醫生則是和發展這種製度的重要途徑。1967年1月1日，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開始在全社各生產大隊創辦農村合作醫療製度，辦法是："根據社員曆年來的醫療情況、用藥水平，確定每人每年交1元錢的合作醫療費，每個生產隊按照參加人數，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錢。除個別年老痼疾需要常年吃藥外，社員每次看病隻交5分錢的掛號費，吃藥就不要錢了。公社衛生所12名醫務人員，除兩人暫時拿固定工資外，其餘10人和大隊主要幹部一樣記工分。為了照顧醫生流動性大、花費比較多的特點，每月按情況不同補助3至5元。"這裏所說的10個記工分的公社衛生所醫務人員就是"赤腳醫生"。《紅旗》雜誌吹捧"赤腳醫生"的文章發表後，樂園公社的作法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6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批準在全國推廣他們的經驗。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製度》並加編者按，介紹了樂園公社的經驗，認為："這種徹底改革舊體製，使醫務人員成為亦醫亦農的勞動者，是醫療衛生戰線上的一場大革命。"隨後，全國農村在大力培訓"赤腳醫生"的過程中掀起了創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1969年後，絕大多數農村實現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合作醫療站以10萬計，"赤腳醫生"也很快發展到100多萬人，生產隊衛生員發展到300多萬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女"赤腳醫生"、衛生員和接生員。赤腳醫生都是從貧農、中農、知識青年中選拔培養，經上級衛生部門培養訓練而成。當時各級黨的組織、醫療衛生部門和解放軍醫療衛生單位，對赤腳醫生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許多醫院和醫學院成立了赤腳醫生培訓班，並派醫療小組到農村巡回醫療，帶教赤腳醫生，幫助他們提高醫療技術水平。
把培養"赤腳醫生"、建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作為改變農村落後的醫療衛生麵貌的一個途徑，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是必要的，在實踐中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林彪、江青集團卻把培養"赤腳醫生"定為"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強迫許多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有的地方甚至把醫院的醫務人員下放到農村，把農村的"赤腳醫生"調到城市醫院，稱之為"對流換崗"，把這說成是改變"城市老爺衛生部"的根本方法，是"醫學革命"。實際上，這是醫學事業發展的倒退。城市的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後，由於農村缺乏醫療條件，不能發揮他們的業務專長，被迫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農村的"赤腳醫生"缺乏必要的業務水平，到城市醫院後，根本無法擔負醫療任務。因此，培養"赤腳醫生"的"醫學教育革命"實際上是幹擾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使之長期停留在較低的水平。曆史經驗表明，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醫療衛生落後的狀況，首先應做的是發展農村經濟，提高生產力，在這一基礎上培養有較高技術水平的醫務人員。
江青、康生等人炮製的誣陷名單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目的，蓄意誣陷、迫害了一大批阻礙他們奪權的老幹部。由於康生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專案工作大權，許多重大冤案都是由林彪、江青在幕後策劃，康生出麵直接點名，指使逼供、定性定案的。
7月，康生夥同江青、陳伯達擅自決定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他們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反革命"。1968年9月17日，康生致信江青，毫無根據地給劉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的帽子。
為了篡奪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權，林彪、江青一夥誣陷劉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條與毛澤東"無產階級路線"相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一條與之相應的"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基於此，1966年8月，康生特地指示"紅衛兵"清查混進各單位、各部門的"叛徒"。根據康生的指示，紅衛兵特地組織了"抓叛徒戰鬥隊"，隨意進入各單位，查閱抄錄各種檔案材料。康生等人則利用紅衛兵"抓叛徒"的"成果"，從1967年到1968年，製造了一係列的冤案，打倒了一批老同誌，株連大批無辜的幹部群眾。其中影響重大的如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61人"叛徒集團"冤案、"廣東地下黨"冤案、"冀東"冤案、"上海地下黨"冤案、"內人黨"冤案、"’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冤案、"趙健民特務"冤案、"新疆叛徒集團"冤案、"大特務劉仁"冤案等等。更為惡劣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江青、康生等人相互勾結，為了實現他們"改朝換代"的陰謀，從組織上搶先人手，接連炮製了4份誣陷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