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為題，報道了甘肅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包括一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並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中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來，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這一指示的發表，立即在全國城鄉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隨後便是熱烈的歡呼和大張旗鼓的宣傳。1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後來的宣傳又以毛澤東在1939年發表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所講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為據，把去不去農村看成是判斷一個青年革命與否的"唯一標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再是一個就業問題，而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了。在狂熱的政治宣傳下，一批批知識青年或懷著反修防修、鍛煉成長的豪情壯誌，或無可奈何的"隨大流"，或帶著難言的苦衷，在動員與強製下被迫遠離父母，到農村、山區、邊疆去"接受再教育"。一場規模空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興起。據1973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的報道，從1968年12月至1973年12月，全國已有8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75年1月18日新華社報道的上山下鄉知青人數已達1200萬。1978年的統計人數達到1623萬。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畢業生，也包括少量的大學畢業生和城鎮居民。他們上山下鄉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去內蒙古、新疆、東北、雲南等地參加生產建設兵團。這些人在當地有很低的工資，有公費醫療和探親假等；一種是去偏遠、落後、貧窮的農村插隊落戶，建立"知青點"，自食其力；一種是以下鄉知識青年為主，由帶隊幹部和部分貧下中農參加的集體農場和青年隊，這種形式是1974年以後才產生的。據統計，自1967年到1976年，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總計1403萬人中，上述三種形式的上山下鄉人數分別有229萬、1048萬和126萬。
毛澤東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總體上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試圖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同農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麵"劃等號"，以縮小三大差別，拉平社會主義城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差距。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上山下鄉運動被認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有利於密切城鄉關係，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等等。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指導思想、方針政策、方式方法上都表現出明顯的政治運動的特點。
上山下鄉的大多數知識青年，在惡劣的環境中艱苦創業，用他們的青春和汗水，在農村、邊疆傳播知識，活躍文化生活，其中一些人紮根農村、邊疆，成為改變當地落後麵貌、促進當地建設的骨幹。但是，由於運動本身是在極"左"錯誤路線指導下進行的，當時就暴露出很多問題，譬如它是以"再教育"理論為指導，不切實際地要求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改造世界觀；一哄而起，缺乏長遠的整體規劃，致使大批青年上山下鄉後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在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麵的困難長期得不到解決；一些知識青年在農村甚至遭受迫害。隨著1970年招工和其後的大學恢複招生、部隊征兵，許多知識青年紛紛以招工、升學、參軍等方式離開農村、邊疆返城。
4月25日，毛澤東根據福建莆田縣李慶霖反映其子上山下鄉後生活困難的來信，在複信中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當統籌解決。"根據毛澤東"統籌解決"的指示，國務院在6月間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了工作會議報告。報告在肯定上山下鄉運動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擬定了6條統籌解決的辦法，並要求縣以上黨委都要建立領導小組和有關辦事機構，組織各方麵力量做好這項工作。8月4日，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此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由於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返城之風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