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作為皇帝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輔政機構，起到了彌補廢除丞相後皇權統治效能下降這一缺陷；而司禮監代表皇權監督、控製內閣和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發揮了穩定和鞏固皇帝獨裁統治的重要作用。但這兩個最重要的中樞權力機構——內閣和司禮監——都不是行政實體，而僅是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辦事機構。司禮監的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內閣大學士多是選自翰林院的進士，更像皇帝的機要秘書或者顧問。在這種權力結構內，誰都無法逸出皇權控製的軌道而發展成為皇權的異己力量，也不可能形成真正危及皇權的“權相”或者“權閹”。成祖就是通過對這兩個機構的改革，“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紀綱政令一出於天子”，使皇權得以進一步鞏固，建立起曆史上空前強大的皇權體係。
永樂大典
現在位於北京海澱區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每天都會有成千上萬的讀者在這裏出入。然而，許多人並不知道，這裏有個頗為神秘的地方。這是一個地下寶庫，其中存放著一部國家圖書館最為珍貴的館藏，它就是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一部古今中外罕見的大型類書，是中國古代最成熟、最傑出的“百科全書”。現在館藏有161冊，不到這部卷帙空前浩繁的巨著的4％，還有400冊左右流散在世界各地。而《永樂大典》最初編纂完成時的規模是22877卷，11095冊。現今《永樂大典》已曆經600餘年，這個巨大的工程是如何完成的，它在漫長的歲月中，又經曆了哪些不幸遭遇呢？
明成祖朱棣在篡得帝位後，為了籠絡人心，特別是為了拉攏知識分子，於永樂元年（1403）下令組織編纂一部囊括天下古今事務、百家之書，不避繁多，分類編排的總彙之書，以供皇帝查閱，並指定當時的翰林院學士解縉等人負責此事。起初，解縉等在第二年就編成了一部呈現給皇帝，成祖為它起名《文獻大成》。但不久，成祖發現裏麵的內容還是不夠完善，有很多的書籍缺失沒有被收集進來。於是，他又下令重修，命解縉和太子少師父姚廣誌、刑部侍郎劉季篪為總編纂，命翰林院學士王景等人為總裁，翰林院侍講鄒緝等二十人為副總裁，又召集全國知名的學者作纂修，讓國子監和各地方學校的生員謄寫，一共動用了2100多人，在永樂五年（1407），終於將這部達3．7億字，2．2萬多卷，11095冊的巨著編纂完成，明成祖為它賜名《永樂大典》，並親自為該書作序。
大典內容包羅萬象，為方便檢索按照音韻收字，各字之下先列出該字的發音、各種詞義解釋以及該字的楷體、篆體等不同字體。然後分類彙輯與該字有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詩文詞曲等各項記載。被收錄其中的記載，全部按照原文照抄，不改一字，完好地保存了大量我國14世紀以前的文學、藝術、史地、哲學、宗教和應用科學等方麵的豐富資料。
《永樂大典》編成後，因它的規模太大，一直沒能刻版刊印，隻是抄了一部，收藏在北京皇宮內的文樓。明世宗即位後，對這部書愛如至寶，一遇到疑難的問題，就按音韻檢索到該書中去查找相關內容。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宮內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起火，明世宗命人先將文樓的《永樂大典》搬出去，一夜之中竟連傳四次聖旨命搶救該書。火災過後，為防不測，世宗命人又完整地謄寫了一部副本，將正本藏於文淵閣，副本收藏於皇史宬，即皇宮中專門用來藏書的屋子之中。明朝末年，《永樂大典》的正本已下落不明。
到清雍正時期，《永樂大典》的副本由皇史宬移至翰林院的敬一亭，但此時副本也已經短缺了近兩千冊。後來不斷丟失，到光緒初年僅剩下三千多冊了。光緒二十二年（1894），清末著名學者對該書進行過一次查點，那時尚存的僅八百多本了。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嚴重的流失，一直使人困惑不解。《永樂大典》作為國家收藏的珍貴古籍，藏於深宮，普通百姓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那麼流失的第一個環節，很可能是宮中侍從和朝廷官員。有史料記載，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修撰完之後，一些官員將《永樂大典》視為多餘之物，此後《永樂大典》被束之高閣，給一些官員提供可乘之機，開始進行偷竊，而且偷書伎倆極為巧妙。他們一般選擇在冬天進行偷竊，官員們早上進翰林院時隨身帶一件棉袍，卻不穿在身上，而是打成包袱，形狀和兩本《永樂大典》大小差不多。當夜晚離開的時候，他們將兩本大典包入包袱裏，把原本包袱裏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員見他早上曾帶著包袱而來，晚上帶著同樣的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光緒年間，有一位翰林侍讀叫文廷式，僅他一個人就盜走一百多本。文廷式死後，這些書被他的後人賣給了洋人或者古董商。就這樣，《永樂大典》就被大量流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