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品戲齋XX》命名的著作，到這本《品戲齋劄記》已經是第三本了，這幾年在大陸、港台報刊開辟的“品戲齋”專欄係列（夜話、劄記、隨筆、漫話……），加到一塊兒也有十多個了。我想向讀者介紹一下“品戲齋”的由來。
我原來在中國京劇院做編劇，身邊有四位好老師——院內有翁偶虹和範鈞宏二位“坐科的”老師，院外有吳祖光、汪曾祺二位“玩票兒”的老師，他們各有各的長處，但是對於我，都是很寄希望的。無奈，我有點“生不逢時”，沒趕上京劇生產流程暢通的好時候。1983年戲曲劇團一搞承包，頓時人心渙散，演員們忙著掙錢，編、導、音、美創作人員閑置無事，我便轉向了對於京劇本體的學術研究。三搞兩搞，覺出些味道，也出了些成績，上級便對我的“改行”正式“確認”。此際，我忽然又覺得“生逢其時”——而且是“逢”了“大時”。因為越是新戲生產流程不通暢，就越說明京劇的現行政策出了毛病，就越需要進行京劇學術研究，以便為重新製訂現行政策提供依據。這時，我開始考慮給書房取一個名字——倒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是打算起一個準確的名字來激勵自己。我想：自己不是演員，不能演戲，隻能通過寫書品評京劇的審美個性，那麼就叫做“品戲齋”吧。
請誰來書寫匾額？思來想去，想到了上海的俞振飛先生。為什麼要麻煩他老人家？他德高望重，他書卷氣濃，因為他是如同梅蘭芳、程硯秋那樣的“一代宗師”……然而為什麼我一“求”就“應”了呢？今天想來，大約和我業已開始的梅蘭芳研究有關。因為在寫過一些零散文章之後，我就意識到文章的可貴不在大小，而在是否有真知灼見，在於自己的學識是否有係統。要想對京劇的本體特征有所把握，不從梅蘭芳入手是不行的。所以那時，我已經在梅先生家屬的支持下，更在文化界前輩的指導下，開始著手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梅。應該承認，這是一個新的角度。以往研究梅先生，大多都是“就藝術談藝術”，甚至“過細”到了在技巧問題上爭論不休的地步。盡管當時傳統戲還很吃香，但是我認為，在京劇藝術背後起決定作用的，乃是經常不被人重視的京劇文化。不根據時代特征重振京劇文化，而僅僅在藝術和技術上振興京劇，恐怕是舍本求末。梅蘭芳所以高出其他名伶一籌，恐怕就和他緊抓文化有關。我第一次到上海拜見俞老，就是梅的家屬領我去的。當時，梅家正籌備拍攝《梅蘭芳軼事》十二集電視連續劇，讓我參與編劇。當時我見了俞老，開門見山談了我對京劇、對梅先生的這一看法。也許就是這種直言不諱的態度，使俞老對我有了印象，後來也很高興地為我題寫了匾額。
匾額懸掛在牆壁上，老人當時已八十五六，但字跡還是豐腴適度，很見風骨。一些文化人見了都稱讚，我也時常對之沉思。當我在書房和朋友談論京劇時，當我伏案寫作時，當我踱步思考時，時常覺得匾額中生出一雙眼睛，在牆壁上俯視著自己，在詢問自己近來的工作如何。我在品它，它也在品我。我和它仿佛有了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