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稅主要有：（1）關稅；（2）海關代征消費稅和增值稅；（3）消費稅；（4）中央企業所得稅；（5）地方銀行和外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6）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等集中交納的收入（包括營業稅、所得稅、利潤和城市維護建設稅）；（7）中央企業上交利潤。
中央地方共享稅有：（1）增值稅：中央75％，地方25％；（2）資源稅：海洋石油資源稅100％歸中央，其餘資源稅100％歸地方；（3）證券交易（印花）稅：中央50％，地方50％。
地方稅主要有：（1）營業稅（不含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集中交納的營業稅）；（2）地方企業所得稅；（3）個人所得稅；（4）城鎮土地使用稅；（5）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6）城市維護建設稅（附加），不含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集中交納的部分；（7）房產稅；（8）車船使用稅；（9）印花稅；（10）屠宰稅；（11）農牧業稅；（12）農業特產稅；（13）耕地占用稅；（14）契稅；（15）遺產和贈予稅；（16）土地增值稅；（17）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等等。
這次分稅製改革是在我國國民經濟上升的周期中設計和推行的，又是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出台的，因此它是一次溫和的、漸進式的改革，其主要特點是：第一，這次改革沒有改變存量的分配格局，隻適度改變了增量的分配關係。在分稅以後，對存量的變化采取了稅收返還的形式保留下來，維持原狀。因此，對於各地來說，原體製的分配格局、分配數量、分配關係都不變，除了一兩個實行總額分成的地區需要確定一個遞增率以外，其他都不作變動。這樣就不至於對經濟生活產生太大的衝擊和影響。第二，新的分稅製，中央隻從增值稅的增量中多拿一點，數量有限，取之有度，做法溫和，地方承受得了，有利於取得各方麵的支持。緩緩而行，使方方麵麵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第三，中央不卸包袱。由於降低了所得稅的稅率，中央財政比往年困難更多，盡管如此，也不在分稅製改革中向地方轉嫁困難。這次改革把著眼點主要放在轉變機製上，放在理順關係和統一製度上。第四，體現調動兩個積極性的精神，盡可能照顧地方利益。這次實行分稅製改革，以1993年為基期年，將絕大部分資源稅都留給地方，按全國消費稅、增值稅增長率的1∶03係數，確定稅收返還增長率等政策，都體現了這個精神。第五，新體製力求規範化。如共享稅的比例，稅收返還增長率計算的係數，都是全國統一的，在計算分稅製稅率時對老體製本身的某些不平衡因素，以及各地確實存在的某些特殊困難暫時都不作調整。目的是使新製度本身盡量做到統一和規範，比較符合市場經濟運作的要求。
這次分稅製改革從運行實踐來看是成功的：一是有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係，促進國家財政收入的合理增長和各級財政控製支出；二是在保證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前提下，逐步改善了中央財政狀況，適當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增強中央調控經濟的能力；三是有利於消除政府之間財力分配的隨意性，合理調節地區之間的財力分配，優化資源配置，經過若幹年的努力，逐步縮小地區間的差距；四是有利於全國形成統一的市場，促進國民經濟布局的合理化。
工商稅收製度結構性改革
按照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的要求，1994年，我國工商稅收製度進行了大幅度的結構性改革。
稅製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80年代後逐步形成的稅製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存在的問題主要是：（1）企業所得稅按不同所有製企業分別設置稅種，稅率不一，優惠各異，地區之間政策也有差別，造成稅負不平，不利於企業公平競爭；（2）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犬牙交錯，很不規範，導致名義稅率高，實際稅負低；（3）原來的流轉稅稅率是在計劃價格為主的條件下設計的，稅率檔次過多，高低差距很大，目前價格已大部分放開，簡並稅率勢在必行；（4）地方稅收入規模過小，不利於中央和地方徹底實行分稅製；（5）內外資企業實行兩套稅製，引起企業相互攀比，競相爭取稅收優惠，矛盾日益突出；（6）個人所得稅、個人收人調節稅、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的法律法規不統一、不規範，不利於發揮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作用。所以，建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套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稅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