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各家的專題論著考察，持滿漢全席“源於宮廷說”的認為：“全席”先前稱為“大席”，“大席”之稱當是由宮廷生活用語派生而來，例如皇帝的婚禮稱為“大婚”，筵席伴奏音樂稱為“丹陛大樂”。且前述滿漢全席在宮廷中的流行，也為滿漢大席出自宮廷增加了可信度。據一些專家考證，較早滿、漢席全設的宴席，出現於康熙前往曲阜祭孔時，衍聖公府中曾以滿、漢（孔府菜）席款待康熙，後來這種宴席也開始在宮廷中出現。乾隆年間，國力強盛，大清王朝達到了發展的頂峰。乾隆為顯示皇家氣派，在飲食上刻意追求，講禮儀、講排場。上行下效，民間也開始仿效宮廷滿漢全席，舉辦巨型宴會。民間滿漢全席之稱，最早見於乾隆年間李鬥的《揚州畫舫錄》和袁枚的《隨園食單》。在追求皇家風範的體驗以及誇富心理的作用下，乾隆年間滿漢全席風靡全國。
但是王仁興所著《中國飲食談古》則否定了這一看法。他認為大席出自官府，根據之一就是最早記述這類宴席的袁枚的《隨園食單》中有明確的記載：“今官場之菜……有滿漢席之稱”。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在該書中接著說，官府的滿漢席除用於“新親上門”外，也用於“上司入境”。那麼普天之下，最大的“上司”莫過於皇帝了，他的臨幸，當然要享之以最大的“大席”。皇帝在外地可以留駐不短的時間，那他的“駐蹕”的官府便無異於行宮，官府宴則等同於宮廷宴。
“源於官府說”有多種證據證實自己的觀點，但是對於源自於何地的官府，則眾說紛紜，至今仍不得其解。持“源於官府說”者一般認為“滿漢全席”來自江南的官聲菜。據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說：“上買賣街前後寺觀，皆為大廚房，以備六司百官食次：第一份，頭號五簋碗十件。第二份，二號五簋碗十件。第三份，細白羹碗十件。第四份，毛血盤二十件。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熱吃勸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徹桌，鮮果十徹桌。所謂滿漢席也”。李鬥在該書中還稱：這是揚州“大廚房”專為到揚州巡視的“六司百官”辦的。由此，大部分學者認為從現在可得的文字資料分析，滿漢全席應源於揚州。
但是，近來“源自揚州說”遭到了挑戰。已故著名作家高陽寫過一本關於飲食文化的專著，書名叫做《古今食事》。其中題為《河工與鹽商》一章中，以大量的史料說明了淮揚菜的形成與豪奢飲宴的密切關係。書中還提到，常駐淮安的河道總督衙門歲有經費四百五十萬兩，最多隻需三分之一，其餘巨金“揮霍而已”。公開“公款消費”的官府隻此一家，河工一場宴席要三天三夜，食客“從未有能終席者”。由此高陽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我想，所謂‘滿漢全席’，大概就是由河工上這須三晝夜才能吃完的筵席演變而來”。
還有專家認為“滿漢全席”的形成，其前身應為“全羊席”。對清代烹飪文化有專門研究的吳正格先生的新著《中國京東菜係》中有個示意圖，其中以“全羊係”與“滿漢全席”雙雙並列。《清稗類鈔》則早已斷言，“清江（淮安）庖人善治羊”，“號稱一百零八品”。淮安獨有的一百零八品“全鱔席”，顯然是從全羊席派生的。這就是“滿漢全席”源自淮安的佐證。而據新出版的《淮安古跡名勝》稱，“清晏園”先前曾命名為“清宴園”，這個名稱本身足以使人聯想到此園與盛宴有關。
最早記載滿漢全席的除了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而外，還有蘇州人顧祿的《桐橋倚棹錄》，持“淮安說”者認為這並不能證明“全席”源自揚州或蘇州，較早的記載出於這些地方，大概是那裏的文化與商業後來大大超過了淮安。從“曆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淮安城市的重要地位確是較早時期的事情。
看來滿漢全席是源於清宮，還是源於民間，是源於蘇州，還是源於揚州，是源於淮安，還是源於山東曲阜孔家菜，一時片刻是難以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