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係列的戰爭下來，當時歐洲人對成吉思汗子孫的懼怕，從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因為並不清楚蒙古人為什麼不可阻擋，有人甚至把蒙古軍後來因窩闊台去世而退兵之舉，歸結於他們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後來法國的拿破侖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蒙古軍西征，不是亞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動，而是有嚴密軍事組織和深思熟慮的指揮。由於他們比對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無敵。
拿破侖的分析切中問題的實質。當蒙古軍像飛沙快速閃電般地推進時，在他的背後，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戰略。而這種閃電般的突襲和成熟的戰略運用，正是與蒙古民族本身遊牧的天生特性是緊密相連的。當蒙古兵放牧、圍獵時，就在他們習慣性的必修課中反複成熟演練了這些令歐洲騎兵生畏的戰法。
二、比教皇逐位更重要的事件
羅馬天主教教廷與中國正式有所接觸，是在公元13世紀的時候。公元1223年，當收不住馬蹄的蒙古鐵騎到達歐洲的時候，正當教皇為維護他的尊嚴同腓特烈二世進行著一場與上帝毫無關係的殊死內訌之爭，歐洲人引為驕傲的騎士在蒙古鐵騎和先進的火炮衝擊下潰不成軍，看來也就隻能將堂吉訶德式的集體崩潰理解為上帝的降罪，所謂“上帝的鞭子”之說由此而來。
正當拔都的軍隊在歐洲大陸橫行時，傳來了大汗窩闊台的死訊。按照蒙古的傳統，拔都等人應立刻領軍返回蒙古選舉新的大汗。窩闊台的死，使得蒙古人停止了西征的步伐。然而歐洲人認為：“韃靼人是基督名字的死敵……他們將肯定返回來，而在波蘭、俄羅斯、匈牙利及其他國家所見到的恐怖，將重新出現。”
客觀上分析蒙古軍的西征基本劃定了歐洲版圖。十字軍東征和成吉思汗的鐵拳，消滅了至少十分之一歐洲封建貴族，同時，帶有強烈經濟色彩的基督教組織方濟各會等成為東征中的主力，他們就是後來歐洲資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前身。
“十字軍”和成吉思汗這一來一往，竟然使歐洲港口城市成為資金集散地，穆斯林世界在東西交通史上扮演的角色，也被這些港口商人所成立的遠程貿易公司所代替，這個世界史大轉換所形成的戰略格局，比較接近於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現代世界格局，從長遠看，這個格局不但對歐洲新興的港口城市有利，而且對整個西方世界都有利。然而這些影響都是後人們用曆史整體發展的眼光總結出來的。這些在當時教皇的眼中是無論如何無法接受的。
對歐洲教皇來說，此時蒙古軍的到來打破了他的稱霸計劃，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目前所麵臨的最為嚴重的問題。教皇和各歐洲君王皆憂喜參半。憂者乃懼怕蒙古會成為繼回教徒後另一股更為可怕的基督教世界的敵人；喜者是由於從前“長老約翰王”的傳說仍深入民心，倘若蒙古人真的是信奉基督教，則他們便可以聯合蒙古軍隊夾攻回教徒。
於是教皇英諾森四世上台後，竟於1245年召開裏昂會議，號召各國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組織第7次十字軍東征。為了解除蒙古帝國的威脅，全力對付宿敵阿拉伯人，會議決定派使節出使蒙古，試圖締結和約，窺探蒙古的軍事實力，並嚐試能否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最後，教廷先後於公元1245年及1253年派出方濟各會修士柏郎嘉賓及羅伯魯到蒙古的舊都和林，分別謁見定宗及憲宗。
當柏朗嘉賓出訪後回到了法國裏昂，教皇第一次收到了這個東方帝王的信息。柏朗嘉賓將大汗的回信交給了教皇。貴由在信中說：“你們說，由於成吉思汗不服從天主之命，不聽從天主之教訓，召開大會，殺害使臣，故天主決定殄滅他們，把他們交到你們手裏……但是你們怎樣知道天主究將加恩於誰人乎？我們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氣力，從東到西，摧毀了整個大陸。若不是由於天主之氣力，人們又能有何作為？”貴由認為，柏朗嘉賓的到來無非是想要跟蒙古達成一個和平的協議，但如果教皇真心希望和平，隻有親自到來向他朝見，才能締結這個協議。否則，“我們將認為你們決意與我們為敵。彼時將如何，我們不知，天主知之也。”
從貴由大汗的回信來看，出使的任務似乎失敗了。不過柏朗嘉賓明白自己更重要的任務是刺探蒙古的各方麵情況，於是他將自己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書，名為《蒙古史》。
更讓西方人感到害怕的是，柏朗嘉賓一再提醒他們：“韃靼人的意圖是在情況允許時就征服全世界”“除了基督教地區之外，他們不懼怕世界上的任何地區，所以他們正在籌劃向我們開戰……他們的目的在於消滅所有國王、所有貴族、所有騎士和各國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吏。”盡管沒有成功挑起歐洲人針對蒙古人的戰爭，但柏朗嘉賓及其《蒙古史》使歐洲人獲得了一部分了解東方民族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