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對漢文化的熱愛，重用漢臣，激化了蒙古貴族中“華化派”與保守派的衝突，蒙哥可汗崩殂後，保守分子便擁立阿裏不哥為汗，引出兩者的汗位之爭，其間隱藏著遊牧文化與漢農業文化的衝突。
在宮廷禮儀製度上，也體現了蒙漢二元性的特點。例如，元朝皇帝有蒙漢兩種廟號。如忽必烈的蒙古語廟號為“薛禪汗”，漢語廟號為“世祖”。鐵穆耳的蒙古語廟號為“完澤篤汗”，漢語廟號為“成宗”，元朝有8個皇帝具有雙重廟號。這種雙重廟號製度，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製度的鮮明特色。
忽必烈時的元朝，是一個幅員廣闊、開放性的世界帝國。元大都的宏麗絢爛，馬可·波羅用夢幻般的語言，向人們描述這座東方城市：很早以前，一個遙遠的國家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裏有金碧輝煌的宮殿，莊嚴的廟宇，華麗的牌樓，優美恬靜的園林以及由成千上萬座灰色瓦房組成的幽靜的四合院，是一個神秘的令人讚歎不已的地方。
元代的藝術文化就如同元大都一樣燦爛繁榮。其中湧現出一大批用漢文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初入中原，在接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同時，寫出了有本民族文化特點和審美色彩的文學作品，極大地豐富了元代文化，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元代在蒙古遊牧文化影響下，中原封建傳統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從而形成文學創作的相對自由氛圍。
元代的一批曲作家適應接受群體的變化，進行雜劇和散曲的創作，與大批優秀演員的演出活動結合在一起，使雜劇這一新的藝術形式得到空前繁榮。這些促成中國古代文學結構由過去的雅文學為主體，向俗文學為主體的曆史性變遷。胡適曾說過：“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
元曲的確是元代文化繁榮的突出代表。它包括散曲和戲劇（雜劇、南戲），在元代文學中成就最高。元代著名文人虞集說：“嚐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於氣數音律之盛。”所謂“今樂府”，就是元曲。元人把它視同唐詩、宋代理學一樣，可以代表一代文化的精華。以關漢卿為代表的元代戲劇，開辟了中國戲劇史的新時代，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史書的編輯方麵，元代也是博采眾長。在元代各族史學家共同努力，完成了遼、金、宋三史的修撰，私家史學著作也十分豐富。《蒙古秘史》是最為突出的且很有價值的一本史書，是記載成吉思汗家族事跡的史書。
元滅亡後，明翰林院把《脫卜赤顏》作為教習蒙古語的教材，把它部分篇章逐字逐句地用漢字轉寫出來，同時在每個蒙古語詞彙邊旁注上漢義，還把全文劃分為282節，每節後寫上漢文節譯。其標題為《元朝秘史》，漢字音譯的蒙古語為“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意為《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的史料價值很高，對研究語言學也很有用處。《蒙古秘史》還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學作品。研究《蒙古秘史》，在學術界稱之為“秘史學”，現在已經發展成國際性的學問，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研究《蒙古秘史》的學者。
元代的文化由於統治者的特殊性呈現出了不同於其他朝代的另類繁榮，並且在中國文化史上寫下了精彩篇章。元代文化源遠流長，它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又增添了許多新鮮內容。與前代文化相比，它更具有其帝國地域一樣的大氣，其創造性、多樣性、開放性也是前代並不多見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