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親曆、感受著這樣一個偉大的現實：中華民族走向和平崛起，久違了的民族複興將要到來。但如何加速發展，促使國家繁榮昌盛、長治久安，怎樣才能使國民居安思危、保持國力長盛不衰呢？這不僅是政治家們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曆史學家們正在探討和研究的問題，而且也是廣大民眾正在思考和關注的問題。
泱泱大中華，悠悠五千年，她曾經曆過數十次的振興與衰落，其中有一大筆遺產值得殷鑒，有海一樣的智慧值得吸取，有豐碩的文明成果值得享用。這就是說，我們可以從豐盈而久遠的曆史中尋求規律，感悟真諦，得到持續進步的動力。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西周初年，周公旦一再叮囑成王“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殷”，於是，周成王等采取了一係列利國厚民的措施，才使西周出現了奴隸製時代的盛世——“成康之治”。漢高祖劉邦令陸賈著書，記述秦之所以先天下，漢之所以得天下，及曆來國家興亡成敗的原因，名其曰《新語》。漢室君臣在《新語》指導下，力反秦之弊，結果出現了“文景之治”。唐太宗為了“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敕命魏徵等大臣集中力量修史，並特別重視以隋亡為鑒，使唐朝出現了封建時代的盛世“貞觀之治”。宋英宗命司馬光將曆代君臣治國事跡編為一書，“專取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所以才賜名為《資治通鑒》，這對北宋經濟發達、商業興盛、科學先進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三項即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都源於北宋。清代康熙帝為了清朝的長治久安，下令“文武各官皆須讀書，於古今得失加以研究”，一時百官讀書學史蔚然成風，對清初“康熙盛世”產生了重要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可見，創造盛世與借鑒曆史經驗關係很大，特別是保持了較長時間盛世的王朝，均可謂是借鑒曆史經驗而成功者。誠然，覽盡中國曆史上各朝各代，包括盛世王朝，都沒有逃脫興起、衰亡的命運，都沒能跳出這一曆史周期率。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未雨綢繆，並堅定地認為，過去的曆代封建王朝與今日的共和國，已不可同日而語，共和國一定可以跳出這個周期率。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曾與毛澤東討論曆史周期率的問題。黃炎培說，中國曆代王朝更替頻繁，興-衰-興-衰的發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請教毛澤東有什麼方法跳出曆史興替的周期率？毛澤東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把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歸結於政府腐敗，歸結於專製，歸結於對統治者（官員）隊伍的缺乏有力的監督與製約，是頗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