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漢使麵見壺衍鞮單於，對單於說：“一日，漢朝皇帝在上林苑（漢朝宮苑，在今陝西西安市西）中射獵，射中一隻大雁。大雁足上係有帛書，上麵寫著蘇武等人正在北海牧羊。漢使以此責問單於，為何向漢朝隱瞞蘇武的真相？”單於聽後，異常驚慌，環視左右大臣，個個目瞪口呆，無言以對。單於無奈，隻得如實地對漢使說：“武等實在。”為了避免再引起漢匈戰爭，答應釋放蘇武回國。漢使向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蘇武表示祝賀。李陵聞知，亦為蘇武置酒祝賀說：“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然後又向蘇武傾訴了自己兵敗降胡後，仍時刻不忘報效漢朝的心情，由於漢武帝族誅其家，為世大辱，他才斷絕回漢念頭，成為異域之人。因起舞與蘇武作別，歌曰：“徑（穿過之意）萬裏兮度沙幕，為君（指漢武帝）將兮奮匈奴（與匈奴作戰）。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同頹，喪失）。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李陵歌罷，流著眼淚，與蘇武訣別。始元六年（公元前81）春，蘇武率領以前留居匈奴的漢朝官員九人，一同回到漢朝首都長安。蘇武出使時，正當壯年，回國時卻已經須發盡白。漢昭帝為了表彰蘇武出使的功績，拜他為典屬國（負責少數民族及屬國事務的高級官員），賜錢200萬，公田二頃，住宅一處。常惠、徐聖、趙終根三人皆拜為中郎（官員，掌宿衛侍值，屬郎中令），賜帛各200匹。其餘6人，各賜錢10萬，免除終身徭役，使歸家養老。宣帝（公元前73-前49）時，又封蘇武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以蘇武為節操素著老臣，令蘇武隻在朔望朝見天子，號稱“祭酒”，優崇甚厚。蘇武每次獲得皇帝的賞賜，皆分賜與昆弟、故人，家無餘財。當時的王公大臣如許廣漢（宣帝皇後之父）、丞相魏相、禦史大夫丙吉等，皆十分敬重蘇武。蘇武在匈奴生的兒子蘇通國被接回漢朝，任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蘇武病故，享年80多歲。甘露三年（公元前51），匈奴單於來漢朝見，漢宣帝思念功臣，命畫工繪十一大臣之像於麒麟閣（在未央宮中），以表彰其功德，蘇武即為其中之一。蘇武的崇高民族氣節，兩千年來一直為人們所稱頌和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他那首氣貫長虹的《正氣歌》中提出曆史上許多氣節高尚的英雄人物，其中“在漢蘇武節”之句，即為讚揚蘇武堅貞不屈的名句。
盛世修典，史傳千古
西漢時期，在王朝中興的同時，史學得到新的發展，出現了紀傳體的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這也是西漢鼎盛的一個標誌。
《史記》是司馬遷所作，它最初沒有固定的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稱“太史記”。“史記”本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封建經濟有很大發展，文化學術也隨之出現繁榮局麵，地主階級為鞏固政權，借鑒前代統治經驗，迫切要求編寫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變”。於是在中央設史官，編修曆史，《史記》就是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出現的。
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6），字子長，左馮翊夏陽縣龍門人（今陝西韓城縣芝川鎮）。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他6歲時隨父親司馬談到京都長安。司馬談的遠祖世代為史官，在他前幾代曾一度中斷，這時又被召入京師，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30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負責管理皇家圖書、收集史料、編寫國史、研究天文曆法的官員。司馬談學識淵博，著有《論六家要旨》，對先秦的主要學術流派做了頗有見地的論述。他有感於國史多年無人編撰，決心編寫一部通史，從構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麵的準備，並寫出部分篇章。但願望未及實現司馬談即故去，他臨終前囑咐兒子完成他的未竟事業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的《史記》就是起端於司馬談，為繼承父親遺誌而作。
司馬遷生活在這個家庭，得到父親培養，10歲已讀大量的今文書籍，並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篆文）著作，諸如《尚書》、《左傳》、《國語》、《世本》等都一覽無遺。後又從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古文尚書》，20歲時，他懷著遠大抱負和對祖國的深沉熱愛，遊曆東南名山大川。以後，他又奉使出征，隨漢武帝外出巡行封禪，到過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閩、廣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些實地調查都為他後來寫作《史記》打下堅實基礎。
司馬談死後三年，38歲（公元前108）的司馬遷承襲父親官職任太史令，從而有機會閱讀大量的國家藏書，“紳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太初元年（公元前104），42歲的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同時正式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李陵敗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機落井下石，說李陵壞話。司馬遷對此不平，認為李陵雖舉事不當，但他艱苦奮戰，功績顯著，投降實屬無奈，從他平素為人及敵我實力對比分析，司馬遷認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於不得已，他一定會尋找時機報答皇恩。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司馬遷讚揚李陵就是有意詆毀與他同時出征的李廣利（武帝寵妃李夫人之兄），便將司馬遷下獄，又於第二年下蠶室，處以腐刑（即宮刑）。司馬遷認為受此刑是奇恥大辱，他在給友人任安信中說：“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後彌甚耳！”“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他雖萬分痛苦，但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黨非常之人”在逆境中發憤的先例，決心活下來，在獄中懷著悲憤繼續寫作。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對封建專製主義的認識，對他的封建異端和非正統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出獄後，他繼續擔任中書令，更加奮發地寫作。太始四年（公元前93），他53歲時，終於完成這部空前的曆史巨著《史記》。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作《史記》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探究社會發展，總結曆史經驗）。不久這位史壇上的啟明星便溘然長逝。這部遺著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公諸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