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也是極為突出的。在注意忠於曆史真實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為古今稱道，一方麵是議論卓越，一方麵是紀事生動。它在紀傳中，栩栩如生地塑造了眾多而鮮明的人物形象：如寫叱吒風雲的項羽，豁達大度不拘小節的劉邦，機智勇敢的藺相如，禮賢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荊軻。……《史記》共塑造了幾百個人。每個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來感動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現了司馬遷高超的藝術刻畫才能。他的刻畫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的細節來描寫，通過人物的語言來描述。“火牛陣”、“鴻門宴”、“垓下之戰”等許多生動的場麵，既是曆史的真實記錄，也是文學的再創造。在語言上，司馬遷也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艱深，廣泛地運用口語，使人感到繪聲繪色，生動優美，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說。而語言之精確、邏輯之嚴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學論文。《史記》不愧為一部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文學巨著，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很中肯的。如果說屈原是我國第一個偉大詩人，司馬遷則是我國第一個偉大的史學家、散文家。《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其中許多動人的故事，如《霸王別姬》、《將相和》等都成為後世小說和戲劇的題材。
我們在充分肯定《史記》的同時，也應指出，司馬遷著書，終極目的仍然是維護封建統治，他的曆史觀還有不少唯心主義成分。如認為秦的統一是“天所助焉”，劉邦是“受命而帝”，這主要是由於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馬遷對我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所以，他一直被尊奉為我國古代的史學大師；《史記》被認為是我國古代史書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價值。
《史記》問世後，對史學、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曆代的史學家、文學家多從《史記》中吸收豐富的營養，每個時代都出現了專門研究《史記》的學者。僅是曆代為《史記》作注的就很多，現存最早的舊注是劉宋裴的《史記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經典和各種史書來注釋文義，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既注音，又釋義，比《集解》前進了一步。唐朝張守節花費了畢生的精力，寫了《史記正義》，比《集解》、《索隱》又有所提高。
這三家的注釋，人們公認是《史記》舊注的代表作，被稱為《史記》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單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記》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國也不斷出現研究《史記》的專家，如日本人瀧川龜太郎編著的《史記會注考證》，彙集諸書，頗有參考價值。
西漢末年，王朝專製削弱，外戚專權，以王莽為首的政治集團，使用種種陰謀手段篡權得逞，建立新莽政權。新莽代替西漢後以暴易暴，人民負擔極大地加重，最後激起全國人民大起義。公元22年，劉秀起事於舂陵，組成舂陵軍。隨著在起義軍中威望的逐步提高，劉秀成為領袖之一。公元25年，劉秀在與天下群雄逐鹿中，建立東漢政權，稱光武帝。
東漢初期，經曆多年的南征北戰，豪強割據的局麵終於結束，全國實現統一，凋敝的民生得以恢複發展。大約從公元40年到公元87年，也即光武帝中後期、明帝、章帝時期，是東漢崛起與中興時期。自漢章帝統治後期開始，東漢王朝政治日益黑暗，外戚、宦官專權，黨錮之禍頻繁發生，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王朝開始走向沒落。公元220年，東漢王朝滅亡。
光武帝後期至章帝後期，東漢王朝的崛起與中興，其主要標誌是：
科學文化和醫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蔡倫改進造紙技術，擴大原料來源，製造出了質量較好的植物纖維紙，人稱“蔡侯紙”。張衡創製了世界上第一台觀測地震的地動儀。張仲景奠定了中醫辨證施治的基礎，華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藥物麻醉以進行大手術。畫像石在東漢時極為興盛，用作喪儀建築裝飾。
“天下太平”。自光武帝劉秀統治中期以後至明帝之末，其間40年既未發生過內戰，也無封建割據，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麵。光武帝建武初年，全國戶籍遺存的人口隻有1000多萬，田野荒蕪。到光武帝末年，載於戶籍的人口已達到3400多萬。章帝繼續實行“與民休息”政策，出現了“天下安平”的局麵。因此，光武帝及其後一段時期，史稱“光武中興”。
光武帝及其後一段時期中興局麵的產生，主要得力於采取的下列治國方略：掃平群雄，統一全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加強君權；奉行以柔治國的方針，以緩和社會矛盾；戒奢崇簡，任能用賢；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鞏固對邊疆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