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雖然有七雄分據，但社會是士人化的，政治是士人化的，這與後代秦漢明清王朝的社會架構，確實並無質的區別。所以，從商朝、西周、春秋，到進入戰國，正是貴族的上下隔絕的社會朝上下互相流動的士人社會轉型的時期，春秋與戰國的不同，就是這一轉折的前後時段。
因為處於轉折時期（春秋的傳統的貴族社會朝戰國的士人時候轉型），並且這種轉折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和不可重複的，就呈現了春秋和戰國兩大極具特殊風采的曆史大觀，基本上把人類文明的兩大重要特質都集中呈現在這兩個時期中。春秋的貴族的穩定的社會結構，促成了很多道德觀念和永恒價值的升華，表現為春秋時代（本書中）君卿大夫的許多獨具特色的有原則、有道德、有智慧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文明高度。而戰國的士人社會，則充分展現了士人的智慧、勇武，但相對缺乏原則性和道德。所以，道德與智慧，分別展露在春秋在戰國這集中的五百年中，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全部基礎內核和傳承的文明源頭，這就是我們必須了解和學習這兩個時代的原因。
從道德上和智慧上，後代似乎再不曾分別超越春秋和戰國。
另一個較高的高度是在三國時期，它距離春秋戰國不遠（在戰國後四百年），裏麵就彙集了春秋和戰國的道德與智慧，雖然它被《三國演義》描述的似乎隻有智慧乃至智謀了，但實際情況是道德和智慧，這需要了解真實的三國（根據《三國誌》）才能知曉，總之，三國時段也是值得矚目的。
再往後的時代，中國的道德和智慧則似乎不斷變異乃至可謂下滑。
其實中國可謂有兩個中國，一是商周春秋戰國到秦漢，這是純粹的中國人，它是由春秋戰國為至高點的文明代表而鋪展成的，是中國本土的純粹文明。而隨後的唐宋元明清，則伴隨著印度化的文明特點，具體就是佛教文化的引入和大發展，這就是第二個中國，可謂這一時段的中國，已經不是純粹的本土的中國，它伴隨了印度化的重大元素。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回顧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感覺那時候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並不一樣。在後來的中國人眼中，那時候的中國人可謂是“神經病”（嚴重地形容），然而它其實是更純粹，更本土的第一中國，是消逝了的，永不重複的中國。
當我們重新看到春秋戰國和部分秦漢的時候，我們有時不免覺得是在看外國的曆史。但我們看唐宋明清時，會是覺得這是本國的曆史。這就是兩個“中國”。本書就是寫那從前的本土的中國。因為它不可重複，我們認為它有理由和不可重複的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成為特殊獨立的文明。雖然這片土地上繼續生活著中國人，一如地中海畔也繼續生活著西方人，但第一本土中國的文明，卻作為一個完整的時段，猶如古希臘一樣，不再重複。
中國後代也有分裂多國的時代，但不論南北朝的多國，還是唐末五代十國的多國，或者清末的軍閥割據，都與春秋戰國時候的多國並立，其人文、政治、思想、觀念，大不相同。
可惜的是，這第一中國，除了留下一些《春秋》《戰國策》諸子文章以外，並沒有留下什麼物質遺產（倒是有些青銅器），而古希臘留下了一些曆史記載和哲學著作同時，還留下豐富的雕塑、建築、繪畫，成為西方文藝複興可以參模的對象。中國要重新汲取第一中國的文明，則隻能看文獻資料，這是該文明對現代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所表現出的一種遺憾。西方人也隻能看看孔子、老子、莊子的幾本書而已。它似乎不能向古希臘文明一樣對西方和整個世界構成更豐富和強大的影響。地處中原的春秋戰國文明的物質遺存太少，都被後代湮沒了，反不如小島上的希臘文明物質遺存能夠保留下來，這似乎注定了春秋時代文明的當今複興，已經不可能。我們隻能借著有限的《春秋》史料，回顧當時的模糊景象，這給了人很多遐想——譬如遐想魯公宮的氣氛和格局，晉文公的車馬和軍隊，楚國的禮器和服裝羽旄。
鄙人把《春秋左傳》白話成這一本書，想對社會呈現的意味，也就是如此了。當然這一本書並不全麵，一些瑣碎的事件，都去掉了，大約隻表現了原書的80％。